這大概是對李鴻章與甲午戰爭最準確的評論。甲午戰敗，李鴻章失去權力，也失去了北洋海軍;對于晚清，30年自強運動，至此，全盤破產。對于這個國家，這是真正的慘敗。120年后，我們仍然以極大的投入來研究它，其實質是想追索：何以如此？其歷史邏輯何在？李鴻章辭世，他的“政敵”梁啟超在其撰寫的《李鴻章傳》里引用西方評論家對甲午戰爭的分析：“以一人敵一國。”——實則異常清晰地揭示了晚清國家結構性矛盾的關鍵。而且這種洞見，也開拓了從清朝內部認識其運行乃至失敗的觀察理路。“從中國發現中國”，這個樣本很標準。

自強運動，是晚清中國，從中央內部發生的一場主動引領國家現代化轉型的嘗試。它的實際領導人，在中樞為恭親王奕訢，在外則為疆臣之首李鴻章。后來恭親王被罷除，只剩下李鴻章獨力支撐。所以，研究李鴻章，實則是理解這場運動，以及這個國家現代化轉型何以延宕并失敗的關鍵所在。一般批評，李鴻章重器械，尤重軍械，但輕制度與思想。更準確的描述是他所進行的“非常膚淺的現代化嘗試”。——可是，就是如此低層次的現代化改革，結果卻以一場戰爭而告全盤失敗，原因何在？這是我們追索的疑問起點。兩次鴉片戰爭，堅船利炮打開了封閉的中國，這是晚清中國重大的挑戰：是否以及如何融入現代化的潮流之中？在當時，這尚以“遠憂”的面目出現。

與此挑戰相伴隨的，對清廷來說更具生死性質的是太平天國的起義，這一延續14年的戰爭，雖然清廷最終未被推翻，但在撲滅太平軍的過程中，中央與地方、滿族與漢族的權力關系完全改變。縱觀中國歷史，皇權高度壟斷與集中，至清達到高潮。這一朝，不僅沒有所謂“相權”，甚至最高權力機構“軍機處”，也只是皇帝的秘書班子而已。一人而集天下之權，有清一朝，滿人給真正創造出來了。

任何制度達到高峰，自必下墜，然后再造。席卷中國16個省(當時全國為18個省)的太平軍，清朝的“國家軍隊”無力抗擊，節節敗退。作為一種替代，鄉勇聚集成軍，最后竟以曾國藩的湘軍完成了平定太平軍之亂的重任。曾國藩攻克武漢之時，咸豐皇帝即欲授他軍務全權，結果當時的軍機大臣祁巂藻力諫：“本朝家法，無專用漢人督師者。曾國藩以侍郎在籍守制，無尺寸之柄，乃舉旗號召，英賢云從，若再授以疆圻，復總師干，威權太重，恐非國家之福。”因此評論，曾國藩獲權時間再次后延。地方軍事勢力的崛起，從“中央”的角度與利益觀察，很難說祁氏的擔憂沒有道理。只是，時勢造英雄，人算不如天算，最終曾國藩建功立業，不授權無可為繼。由此，形成一個100年后才逐漸解決的軍隊結構性問題：兵為將有。后來的軍閥橫行，其源頭在此。

歷史出乎意料之處，往往在于它逸出思考之外，中國皇權制度之破壞，竟然是軍隊系統的“國有”變“私有”。兵為將有之后，中央與地方，滿族與漢族漸次形成：內輕外重、滿輕漢重。對抗太平天國之“近慮”，形成的軍隊“私有”性質及其延伸出新的權重關系，是恭親王尤其李鴻章解決“遠憂”，為晚清完成現代化轉型的結構性條件。這一方面表現在，李鴻章作為地方領導人可以統領全國性運動;而另一方面，則是這種怪異的、合乎制度“地方領導中央”，又將遭遇中央與地方的雙重競爭。其內耗，超過想象。后發國家的現代化轉型，需要強大的中央權力將國家導入軌道;很遺憾，此際的中國，卻是“弱中央強地方”，社會動員與國家動員，皆捉襟見肘。而我們的東亞近鄰，曾經長期分裂而分散的日本，卻以“撙王”為號令，統一了國家的意志，成功進入轉型期。兩國命運，也自此逆轉。

到了甲午年，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的競爭者日本，主動地挑起一場戰爭，希望借此戰爭來比較勝負。與這種尋釁求戰相伴，清廷內部主戰派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形成主流。他們希望過去30年各種結構性的矛盾，由疆臣李鴻章領導現代化轉型——所謂內輕外重格局種種，可以經此一役而徹底解決。有著多重含義與利益訴求的這場戰爭，無論李鴻章多么明白自己以及晚清中國實力不濟，無力對抗，卻難以逃避戰爭來臨。

在相當的意義上，與日本之戰，清廷內部對這場戰爭的“戰”“和”選擇之戰，看似李鴻章“以一人敵一國”——外抗日本，內戰“清流”，但剝除這種戲劇性的外殼，其內里，是這個國家現代化轉型之艱難。尤其是這后面的，清廷內部的李鴻章的另一場戰爭，才是我們可以真正理解龐大中國進入現代化軌道過程中，掣肘何在約束何在。所謂傳統中國，在此可以得窺。

當然，兩場戰爭，李鴻章都輸了，既輸給日本人，也輸給了主戰派。可是，這個國家也輸了。由此，歷史邏輯顯示出它殘酷的一面：滿清政府領導這個國家完成現代化轉型，宣告不可能。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其前提，則是清王朝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