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清末新軍軍官的黎元洪，在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中被革命黨人推舉為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都督，由此登上了民國的政治舞臺。黎元洪的政治生涯跨越晚清和民初兩個時代，曾兩任大總統，三任副總統，在中國近代政治舞臺上絕無僅有。黎元洪在天津逝世時，正值北伐軍行將占領京津，國民黨即將統一全國之時，黎元洪的葬事也因此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為北洋時代國家元首所舉行的第一場國葬。

晚年黎元洪：失意政治家變身著名實業家

出身清末海軍的黎元洪，與人們印象中的傳統舊軍閥有著許多不同。黎元洪能講流利的英語，在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時，他曾被任命為自強軍英文翻譯。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后，也曾讓黎元洪協辦紡織四局和漢陽鐵廠、兵工廠的事宜。黎元洪在清末時還曾先后三次赴日本考察，對日本近代的軍事、教育等事業有著深入的認識。他的日常生活十分西化，平時都吃西餐，穿西裝。

自1923年起，黎元洪人生的最后五年里，基本上不再過問政治。1923年11月他自上海東渡日本療養，1924年5月返回天津，此后直到逝世，他都一直寓居天津。黎元洪在天津的房產，主要有兩處，一處位于英租界盛茂道，另一處位于德租界威廉路，后者即“容安”別墅。

政壇上不盡得意的黎元洪，在人生的暮年將精力傾注于實業投資上。早在一戰前后，黎元洪便已開始投資實業。晚年做起“寓公”后，他更是專心此業，一發而不可收。黎元洪的投資領域十分廣泛，包括銀行、礦產、木材、紡織、食品、機械、證券、保險等等行業，投資金額不下三百萬元。可以說，晚年的黎元洪已然從一個政壇上的失意者，變成了當時中國最成功的著名實業家之一。

與此同時，黎元洪的身體健康每況愈下。他晚年長期飽受糖尿病和高血壓的困擾，而國內時局的動蕩與激變，也沖擊了他的實業投資，帶來進一步的打擊。1928年5月25日，黎元洪在觀看賽馬時突然暈倒，隨后病情加重。他自知時日無多，于6月1日口述遺囑，并通電全國，6月3日病逝于寓中，享年65歲。

黎元洪的遺囑共十條，所言皆為國家大事。這位首義都督在彌留之際，對于當時國內紛亂的時局仍然憂心忡忡。他特別強調，希望從速召開國民大會，解決時局糾紛，并實行墾殖，振興實業，更強調“數千年立國之根本精神、道德禮教，常較物質文明尤為注重”，并希望“早定政治方針與教育宗旨”。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的“二次北伐”正一路高歌，抵近京津，“全國統一”勝利在望。并非革命黨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些國民黨人看來似乎并不那么值得稱頌。事實上，多年之后流傳甚廣的“床下都督”之誤說，其制造和傳播過程中，也是一些國民黨人起了作用。不過，在北伐行將統一全國的1928年，面對溘然長逝的這位首義都督和前大總統，南京國民政府仍然給予了很高的禮遇。

首義都督身后事：一場聚集新老政客的國葬

在獲知黎元洪逝世的消息后，南京方面立即由譚延闿、于右任起草發布了一份國民政府令：“前大總統黎元洪，辛亥之役，武昌起義，翊贊共和，功在民國。及袁氏僭號，利誘威脅，義不為屈，凜然大節，薄海同欽。”并表示“所有喪葬典禮，著內政部詳加擬議，務示優隆，以彰崇報元勛之典。”

黎家人鑒于時局，也自知國民黨即將進占津京，成為中國的新主人，因而對于黎元洪的葬事也主動向國民黨示好，希望由南京政府出面主持。黎元洪之子黎紹基、黎紹業兄弟在6月7日便向譚延闿、李烈鈞發去電報，表示“先君與孫先大總統，同創共和，誼猶昆弟……與革命精神，原無或異……此次身后大事，關系中外觀瞻，苫塊昏迷，罔知所措。”因此他們希望譚、李二人對于黎元洪葬事的操辦“不吝教誨，敢懇指示禮儀，期慰先靈于地下。”

可見，在黎元洪逝世后的第一時間，黎家便與國民黨方面就達成了默契：由南京國民政府出面主持操辦黎元洪葬事。很快，內政部在六月下旬便擬出了黎元洪葬事辦法五條：“一、舉行國葬;二、國葬費一萬元，由內政部員會同遺族辦理;三、葬時由內政部呈請國民政府派員致祭;四、臨葬之日，由政府通令全國官署及各團體，均下半旗志哀，并由所在地地方官吏派遣軍隊樂隊護送;五、掩壙時由特派員與承辦葬事專員親臨監視，鳴禮炮十七發。”

時值夏季，天氣炎熱，在黎元洪去世的第二天，其遺體便已入殮。黎元洪身著大總統制服，佩戴指揮刀和勛章，此外棺木內并無太多隨葬物品。至7月16日，黎府決定在黎元洪停靈的英租界寓所內開放來賓吊唁，并定于7月19日出殯。

就在黎元洪逝世的當天，張作霖離開北京，退往關外，第二天即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張作霖在爆炸中傷重不治。6月12日，閻錫山部接收天津，6月15日南京國民政府即宣布“統一完成”。因此，7月中旬天津黎府的吊唁活動，也成了改朝換代后新老政客的一次公開“表演”。

作為天下新主的國民黨，在此次吊唁活動中自是頗為積極。16日，閻錫山即電令天津市各機關團體下半旗致哀。國民政府代表、天津市長南桂馨當天上午亦身著禮服，前來致祭。在隨后的三天吊唁活動中，蔣介石、閻錫山、李宗仁均委派代表前來黎府致祭，并獻上挽聯。

與此同時，剛剛被推翻的北洋政府的前朝元老們，也出現在了這場吊唁中。曾與黎元洪在“府院之爭”中斗爭激烈的前執政段祺瑞，也自備祭文前往吊唁。此外，一直反對國民黨北伐，后以“中華民國遺民”自居的同盟會元老章太炎，也送來了一副特別的挽聯：“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佞寇豈能干正統;與五色國旗俱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勛。”在稱贊黎元洪共和首義之功的同時，也對國民黨北伐推翻北洋政府感到不滿和失望。

19日上午，黎元洪的靈柩由一輛從北平運來的由前清宮中御輦改造的靈車起運出殯，移往容安別墅暫厝。出殯隊伍中還有眾多僧侶沿途誦經，樂隊奏樂，甚至還有小學生參與送殯。靈車途經之地，引來眾多市民圍觀，場面頗為壯觀。此后的10月26日至28日，國民政府在北平北海公園天王殿，又舉行了一場公開的追悼吊唁會。

榮歸故土：武大宋卿體育館也是一座“紀念碑”

黎元洪去世的第二年，其夫人吳敬君亦在天津病逝。早在黎元洪逝世時，黎家子女就遵照其生前遺愿，計劃將父親靈柩運回武昌安葬。黎夫人逝世后，亦準備與先夫合葬。黎家最終選定了武昌卓刀泉以南一座名叫“土宮山”的小山丘作為墓址。

1933年4月1日，黎元洪夫婦的靈柩由天津容安別墅起運，4月11日抵達漢口，暫停于辛亥革命陽夏戰爭激戰的故地——劉家廟車站，第二天抵達漢口大智門車站，隨后靈柩經過漢口市區，由輪渡過江，在武昌漢陽門碼頭登岸，再經過武昌市區后最終運抵洪山寶通寺停靈。湖北省的黨政軍要員和漢口市民群眾均沿途迎靈致祭，場面壯觀。

寶通寺是武昌最著名的佛寺之一，地處武昌城東郊。辛亥革命陽夏戰爭時，因武昌城內都督府處于對岸清軍炮火射程內，黎元洪曾暫避于寶通寺內指揮起義民軍的戰斗。寺院周邊盛產的一種武漢本地特色蔬菜“洪山菜薹”，據說也是黎元洪晚年念念不忘的故鄉美味。在入土奉安前的最后時刻，黎元洪得以回到寶通寺暫厝，對他的在天之靈，也是一種告慰。

停靈寶通寺兩年多后，土宮山陵墓大體建成，1935年11月24日，黎元洪靈柩終于由寶通寺起靈，運往土宮山奉安。這天上午，寶通寺靈堂盛況空前，場內布滿花圈挽聯。國民政府和五院代表、中央各部會及省市代表、各國駐漢領事及武漢地區各界代表均前來參加公祭和起靈儀式。下午三點，黎氏夫婦靈柩下葬墓槨，墓頂以水泥封固。

奉安以后，黎元洪墓園的后續建設仍在持續。墓壙前立有墓碑，其上刻有章太炎撰寫的碑文。墓地占地百余畝，相關建設工程直至1938年武漢淪陷前夕仍然沒有全部完工。1966年，黎元洪墓地被紅衛兵掘毀，墓地原址被其他建筑占據。“文革”后的1981年，武漢市政府為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而在原址后方重新建立了一座新墓。此后屢有修繕，至2011年辛亥百年前夕，又進行了一次較大修繕和擴建。

除了投資實業，黎元洪特別關心故鄉湖北的教育建設。他在民國初年曾發起“武漢大學(江漢大學)”籌辦計劃，欲以此紀念首義。遺憾的是，這所醞釀中的“武漢大學”或“江漢大學”，直到黎元洪去世也未能辦成。不過，黎元洪去世以后，他的兩個兒子將其籌辦江漢大學這筆錢捐給了國立武漢大學。

黎氏兄弟為父親在武昌尋找墓址時，曾希望在武漢大學珞珈山新校園內建設黎元洪陵墓，但被武大校方拒絕。因為武大建校之初即確定新校址內今后永不建設新墳的原則，黎元洪同樣不能例外。不過，黎家捐贈的款項正好解決了校方建設體育館工程經費無著的問題。經過商議，武漢大學與黎家達成了共識，以十萬銀元建設體育館，并以黎元洪之字“宋卿”命名。校方還承諾在館內設立“宋卿前大總統紀念堂”和“辛亥首義文獻保管處”，以紀念黎元洪并收藏保管辛亥革命史料。

遺憾的是，宋卿體育館建成不久，全面抗戰爆發，因此校方早前承諾設立“宋卿前大總統紀念堂”和“辛亥首義文獻保管處”的計劃均未能實現。不過黎家慷慨捐資武漢大學建設體育館的助學盛舉，仍在代代珞珈學子中傳為佳話，這座體育館建筑，也已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為首義都督黎元洪留在武昌的另一處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