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李淵舉兵反隋是被李世民所迫的說法，不少后世史學家都提出過質疑。他自稱十八歲舉義兵，也是一種有意的時間誤導。

事實上，無論從史料記載還是常理推斷，李淵身處亂世，戎馬半生，官場捭闔不倒，絕不可能是個窩囊廢。

相反，李家一朝舉旗，是李淵經過了數年經營的結果。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說：“高祖慎之又慎，遲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陰結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而有為，而高祖堅忍自持，姑且聽之而以鎮靜之也。”

也就是說，當天下亂勢之中，李淵沉穩持重、深謀遠慮，是太原起兵的主持者，是主角;而李世民則是“陰結豪杰”、勇而有為的得力助手，是積極的配角。

為了證明這個問題，我們來看看李家舉旗的過程。

溫大雅是在李淵任太原留守時的記室參軍，他撰寫的《大唐創業起居注》是李淵太原起兵的最原始記載。據該書所載，早在大業九年(613年)，李淵與宇文士及在涿郡(今北京)“密論時事”，可見當時已生出反隋的念頭。不久助隋煬帝稱帝的大功臣楊素之子楊玄感起兵反隋，當時李淵為弘化郡(郡治在今甘肅慶陽)留守，握有關右(函谷關以西)十三郡兵，大舅子竇抗勸他起兵，李淵認為時機尚不成熟，所以沒有同意。

楊玄感起兵被平定后，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依舊如火如荼，并迅速席卷全國。大業十一年(615年)，隋煬帝因大將軍李渾門族強盛，又因一句“李氏當為天子”的讖語，盡誅李渾及其宗族。李淵跟李渾處于相似的處境，此時恰有夏侯端勸他起兵，李淵對他的話深表認同。至此，其反隋之心已公開表露，只是等待時機。

大業十二年(616年)底，突厥乘李淵南下鎮壓起義軍之機，攻取他管轄下的馬邑(今山西朔縣)。隋煬帝怪罪于李淵，命人前去囚捕李淵，后來或許是考慮到東都形勢的緊張，隋煬帝又很快下令赦免了李淵。當時長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尚在河東，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絕佳時機。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李淵除了起兵已別無選擇。

書中記載，當時李淵對李世民說：“隋朝氣數將盡，我李家奉承天命，本該現在起兵，只是你們三兄弟尚未聚集。”于是李淵命李建成于河東潛結英俊，李世民于晉陽密招豪友，為起兵招攬人才。緊接著李建成、李元吉和李淵的女婿柴紹陸續到達太原。與此同時，李淵命晉陽令劉文靜等人四處征兵。

當時李淵身邊有兩個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這二人實際上是隋煬帝派來監視李淵的角色，自然成為李淵起兵的障礙。這年夏天，李淵借口此二人勾結突厥，殺之。

解決了內部障礙，李淵還要應對突厥的威脅。

突厥是當時北方一支比較強大的少數民族力量。隋末的許多起事者，都曾向突厥稱臣，如劉武周、竇建德、梁師都、高開道等。一方面是為了不使突厥成為搗亂的敵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突厥壯大自己的聲勢。李淵也選擇了拉攏突厥的政策，向突厥始畢可汗稱臣，既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擊的后顧之憂。李淵所用的聯絡人是晉陽令劉文靜。

當時有不識時務者如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陽縣)丞高德儒堅決反對李淵起兵，李淵命建成、世民兩兄弟前去攻打，又命太史令溫大有同行。臨行，李淵對溫大有說：“此次的勝敗關系著反隋大業的成敗，我兒年少，所以才請你參謀軍事。”言語之間，李淵顯然是謀大局者，而李世民尚是一個被父親寄予厚望，又不能讓人完全放心的有為青年。

李建成、李世民無愧于將門之后，兄弟二人與眾人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很快就攻下西河。城破后，李家軍對城內軍民秋毫無犯，只殺了高德儒，兵民聞之大悅。自發兵至返回，前后僅九日。李淵喜悅之情溢于言表：“像這樣用兵，足可橫行天下！”

隨后，李淵認為時機成熟，于是以年方十五的三子李元吉留守太原，自己親自統領三萬人開向關中。同時發布檄文，宣布尊隋煬帝為太上皇，立代王楊侑為皇帝。西突厥阿史那部首領阿史那大奈，也率領眾人配合李淵南下，拉開了李唐爭奪天下的大幕。當時李建成二十九歲，李世民二十歲，皆是活力四射、矯健勇武的年齡。但李淵無疑是絕對的主角。

那么，正史中為什么如此貶低李淵、李建成以及李元吉呢？

應該是李世民有意為之。李世民并非隋煬帝之流的昏庸無良之輩，他通過玄武門政變，由次子而入繼大統，這種行動不合乎法統和倫理，不足以垂范后世。因此，李世民稱帝后便試圖篡改史實。貞觀史臣在撰寫《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時，大肆鋪陳李世民在武德年間的功勞，竭力抹殺太子建成的成績，貶低高祖李淵的作用。又把晉陽起兵的密謀描繪為李世民的精心策劃，而李淵則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

歷史經過這樣的描述，李世民便是開創李唐霸業的首功之人，皇位本來就應該是他的，李淵退位后，也就理應由他繼承皇位。李世民改寫歷史的努力結果是：五代修《舊唐書》、北宋修《新唐書》，皆為其誤導。而《資治通鑒》亦延續了兩書的主要結論。

李淵算得上是歷史上少有的倒霉開國皇帝。其他的開國鼻祖往往都被自己的子孫描述得英明蓋世、威震寰宇，然而李淵卻是例外。為了突出兒子的英明，老爹只好受點委屈了。在兒子的萬丈光芒之下，李淵留在歷史中的身影，顯然被平庸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