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武王“嬴蕩”和自己的力士比試舉鼎 結果輸了

秦悼武王，又叫秦武烈王，嬴姓趙氏，名蕩（這名卻也霸氣十足），秦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是秦國第二十七任國君，亦是歷史上的第二任秦王。

秦武王的一生頗具戲劇性，他短暫一生所建立的功業，都被掩蓋在父親和兄弟的燦爛光輝之下，這是一個相當尷尬的地位，前面有文治武功的父親惠文王，后面有雄才大略的兄弟昭襄王，而這二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大秦四雄主”其中的兩位（四雄主：孝公，惠文王，昭襄王，秦始皇），就這樣，武王被深深的夾在了他們中間，正像兩千年后康乾盛名下的雍正帝，他身上原本所具有的光芒變的黯淡無色，最終漸漸的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秦武王即位之初，經過祖父和父親兩代人的苦心經營，強大的國力給秦武王換來的是，“武王立，韓，魏，齊，楚，越皆賓從”(《史記卷五秦本紀》載)，然而就在五十多年前，秦孝公的求賢令中還寫著那八個刺痛秦人的字—“諸侯卑秦，丑莫大焉”，時至今日，諸侯們卻不得不競相來朝拜秦王，藉此來換取他們短暫的安寧。

秦武王的功績首先要說的便是“平叛”。

公元前316年，蜀國與苴國矛盾激化，兩國皆遣使示好于秦國，沒想到此舉卻是引狼入室，秦惠文王出兵先后滅蜀吞苴，貶蜀國為蜀候國，并派陳莊出任相國，此后，蜀國正式納入秦國版圖。

公元前311年，即惠文王十四年，蜀國內部出現了狀況，“蜀相壯（莊）殺蜀候來降”（《史記秦本紀》），此事非同小可，惠文王還沒來得急處理便薨了，此事便落在了繼任者秦武王身上，武王必需謹慎處理，茲事體大，蜀國歸入秦國才六個年頭，民心不穩，稍有不慎，即可引發大規模叛亂，武王元年，他派將軍甘茂討伐陳莊，陳莊兵敗被殺，叛亂平息，蜀地遂恢復平靜，一場危機就這樣被安全的被化解掉了。

就在同一年，這位年僅二十歲的君王又出兵討伐了雄踞秦國北方的義渠和丹犁。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這是一項很有遠見的政治舉措，做為中國第一個設立丞相的君主，武王可能根本無法想象到此舉會給后世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事實證明，這個制度影響中國官制長達一千六百多年，一直到明太祖朱元璋因“胡惟庸案”才得以廢除，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廢相，黃梨洲（宗羲）就說：“有明一代政治之壞，自高皇帝廢宰相始”（《明夷待訪錄》），他將明代政治混亂的根本原因歸結于廢相并不是沒有道理的，而史學大師錢穆更是贊黃梨洲之論為一針見血，由此可見丞相制度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力之大。

武王的另一重要武功便是為秦國攻取宜陽。

公元前308年，即秦武王三年，武王對甘茂說：“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同年秋天，武王便以甘茂，庶長封為將，出兵討伐韓之宜陽，宜陽人多地廣，秦軍圍攻五個月不下，武王遂“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終于，武王四年，秦軍攻克宜陽，斬首六萬，得勝的秦軍又一路勢如破竹，很快渡過黃河，攻下武隧，并在其筑城。

迫于秦軍強大的武力，此時的韓襄王已經驚慌失措，急忙派遣公仲侈入秦向秦王謝罪講和。宜陽乃周都洛邑的西大門，兩地之間的距離近在咫尺，秦軍攻克宜陽使得武王終于可以實現自己“通三川，窺周室”的夢想，但他永遠不會想到，此行，同時也應了他“死不恨矣”的誓言。

八月，武王率眾行至洛陽，在太廟中，武王看見了象征天下的九鼎，“武王有力好戲”，他決定和自己的力士比試舉鼎，而就在三百年前，楚國有一位國君曾經向周室打聽過這九鼎的重量，但卻被王孫滿的一句“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而嚇的退兵出境，這位國君，便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時至今日，秦武王卻欲舉起這天下的象征，這是一個致命性的錯誤，“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史記趙世家》），或是因為鼎重，或是因為武王高估自己的實力，亦或是因為“周德未衰，神器不可動”，但唯一的事實卻是武王確實薨了，武王死后，周赧王大驚，親往吊喪，而孟說，也被秦國誅族。武王無后，立同父異母弟嬴稷為王，這便是后來的秦昭襄王。

縱觀武王一生，雖然功勞不及前后二王，但也絕非昏庸無能之輩，最起碼，他做為秦國的掌舵人，能夠順應時代大潮，并將祖先的遺志銘記于心，他雖早逝，但秦國的國力卻始終處于上升狀態，就像賈誼在《過秦論》所說的那樣，“孝公即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不由的令人贊曰：秦君無孬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