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張學良將軍在西安多次向蔣介石面陳結束內戰主張抗日遭絕后，張學良和楊虎城共同對蔣介石發起“兵諫”，將蔣介石囚禁13天，在周恩來的周旋下，蔣介石被迫同意了聯共抗日后獲釋，之后背信棄義把張學良和楊虎城給幽禁了起來。楊虎城后被殺害，張學良一直被蔣介石幽禁長達54年。這54年當中，其中8年的時光是在貴州度過，占張學良將軍被囚禁時間總長的七分之一長。

張學良的人生也許本來和貴州沒有太多的交集。1938年，日軍進逼南京，蔣介石對人民的生命財產、祖國的大片河山，均“棄之如敝履”，卻唯獨不肯釋放堅決主張抗日的共產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神不知，鬼不覺地將大批政治犯遷徙到貴州息烽縣的山窩窩里。同樣，在1938年11月長沙失守后，被幽禁在湘西沅陵鳳凰山的張學良亦被遷往貴州進行幽禁。而張學良和楊虎城有所不同的是楊虎城被關押到息烽集中營，張學良卻被秘密轉移幽禁于貴州修文縣陽明洞王文成公祠。

為什么要把張學良幽禁到修文縣陽明洞，而不直接關押到息烽集中營，據有關專家解讀，蔣介石要張學良在此潛心研讀《明史》，用意是要他了解王陽明“犯上作亂”才被謫放到修文陽明洞的，進而達到洗腦的目的。但張學良不遂蔣介石所愿，反其道而行之。他在此時寫的詩：“犯上已是禍當頭，作亂原非愿所求。心存廣宇壯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春秋褒貶分內事，明史鞭策固所由。龍場愿學王陽明，權把貴州當荊州。”

張學良住進陽明洞以后開始關注陽明心學，不過那并不是因為蔣介石的一片“良苦用心”，而是因為張學良從王陽明當年的處境里依稀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張學良被囚于陽明洞時，正是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他在這個時期雖然仍很苦悶，但在條件許可的范圍內也參加一些活動。每逢憲兵打球時，他都來充當義務教練，有時還當裁判，球興大發時，他就親自上場了，打得滿頭大汗。張學良在讀書看報和憲兵打球下棋之余，利用在特務嚴密監視下的“自由”時間，經常下山散步，到附近的路家河洗澡、釣魚以打發時光。好景不長，這種和諧關系被憲兵司令賀國光知道后，立即責令警備處長劉家康采取嚴厲措施禁止了。

在陽明洞的幽禁歲月中，張學良從當地政府那里要來了一部《修文縣志》，王陽明的經歷引起了他很大的興趣，王陽明的學說也為他注入了不一樣的精神動力。相似的境遇讓張學良有了與王陽明當年相仿的心境，他對陽明心學自然也有了與他人不一樣的感悟。

多年以后，張學良在自己的日記里這樣寫道：“對于道心、人心，多年誤解。最近始明道心，有人欲蔽障，就為人心;人心克凈人欲，即是道心，非二也。余明此，真是手舞足蹈之樂。”“晨坐觀海，忽有悟到，海，不管洋船、木舟、竹筏，只要遵循它的法則，它就載，否則它就覆。天命之謂性。道、教不可離者，此中可尋出端倪。‘天 道無私’，亦在此也。”

同樣在張學良的日記里，有這樣一段話：“假如陽明先生、總理(指 孫中山)能多享壽數十年，他們給人類的貢獻，一定比現在大得多了。所 以我們為了個人的享受，多活幾年，少活幾年，那是沒有多大關系。如果以生民立命，繼往開來之誠志，那么對于養生延年，亦不可忽視。”

1941年5月，張學良得了急性闌尾炎，被送到貴陽進行手術治療。由于修文地處偏僻又缺醫少藥，考慮到自己的病癥沒有根治，張學良便向軍統當局提出希望能夠住在貴陽。軍統的特務們權衡之后，決定讓張學良住在黔靈山麒麟洞，算是一個折中的方案。由于麒麟洞距離市區太近，加之游人眾多，給軍統當局的保密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干擾。當時開陽縣劉育鄉是全國治安模范鄉，軍統認為將張學良幽禁到開陽劉育鄉比較安全。

于是，在1942年2月，張學良從貴陽麒麟洞被轉移到開陽幽禁。在這里，軍統特務對張學良的監管措施明顯加強：即將他從城郊轉移到鄉下幽禁、對當地縣鄉政府進行清洗、修碉堡增崗哨加兵力警戒、每次外出監視他的特務人數增加了4-5倍、禁止閱讀報紙、書信包裹一律檢查等。因此，張學良在開陽劉育幽禁期間是他最苦悶的時期。

此后，隨著形勢的變化，張學良在貴州境內屢次輾轉。1943年，戴笠將張學良和趙一荻轉移到息烽集中營附近的小鎮陽朗壩，以便于控制。1944年冬，張學良在貴州息烽幽禁的消息，因東北元老莫德惠的探監而走漏給新聞界，12月7日軍統不得不將張、趙轉移到桐梓縣天門洞小西湖。

1946年4月7日下午，楊森等貴州國民黨軍政要人來到桐梓天門洞探望囚禁中的張學良，并將張學良和趙一荻接到貴陽做客，住在貴陽花溪。4月9日中午，張學良由楊森陪同來到貴陽黔靈山三嶺灣，從重慶趕來的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黔靈公園會見了張學良。蔣介石答應釋放張學良，恢復一級上將軍銜并繼續指揮東北軍，條件是要張學良必須率東北軍奪取共產黨從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復的國土。張學良不愿打內戰，拒絕了蔣介石的條件。不久后，張學良被押往重慶歌樂山戴公館，1946 年 10 月被送到臺灣。至此，張學良在貴州被幽禁了8年。貴州是張學良在大陸被幽禁的地方最多、時間最長的省份。

文|夜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