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當政時期，司徒崔浩奉旨率領(lǐng)眾位史官編修國史，太子的老師、中書侍郎高允也參加了國史的編輯工作，因為這些史官把北魏朝廷的許多丑事都不加避諱地寫在了史書上，還把這些文字刻在了石碑上，因而惹怒了那些皇族人員，他們認為此史官給皇族丟了面子，就向太武帝告發(fā)，要求太武帝追究崔浩等人的責(zé)任。太武帝大怒，便興起了一場文字獄，下令將參與編寫史書的崔浩等人全部逮捕下獄。

太子聞訊后，立即把高允接到自己府中保護起來，第二天早上，他親自帶著高允去見太武帝，以便當面向太武帝求情。路上，他叮囑高允說：“如果皇上問你話，你一定要按照我的口徑回答！”

見到太武帝后，太子說：“我在東宮和老師（指高允）相處多年，知道他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他雖然也參與了國史的編輯工作，但他地位低，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大，主事的全是崔浩，請您赦免他吧！”見太子替高允求情了，太武帝也有心想要赦免高允，便問他道：“國史都是崔浩寫的嗎？”顯然，太武帝這是在給高允找了個臺階，只要高允順著他意思說“是”，也就萬事大吉了。可沒想到，高允竟然說：“不是，《太祖紀》是鄧淵寫的，《先帝紀》和《今紀》是我和崔浩合寫的。但崔浩管的事多，只抓綱要，至于具體注疏，我寫得比崔浩多。”太武帝一聽，鼻子差點兒氣歪了，大怒道：“照這么說，你的罪過比崔浩還要大，我怎么能饒了你呢！”太子連忙替高允辯解道：“高允是被嚇壞了，所以才胡言亂語，我之前問過他，他說全是崔浩寫的！”太武帝便又問高允：“是這樣的嗎？”等于再次給了他一次機會。哪知高允竟然說：“太子是為了救我的命才這樣說的，其實他從沒問過我修史的事，我說的全是真話，我并沒有被嚇傻。”按理說，高允如此不通情理、不懂得變通，太子想救他也救不了了，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條了。但沒想到，高允的這種誠實、大無畏的精神，感動了太武帝，他沒有堅持追究高允的責(zé)任，當場下令赦免了他。

太子和高允往回走時，太子責(zé)怪高允不知見機行事，以致一再激怒皇上，給自己找麻煩；但高允卻回答：“按照歷史事實撰寫國史論述朝政得失，這并沒有錯。我和崔浩一起編寫史書，應(yīng)當共享生死榮辱，出了事，我怎么能全推給他呢？您一心想救我，我很感激，但我不能為了活命而說違背良心的話啊！”

趨利避害是人的一種本能，很多人在災(zāi)禍到來時，出于自保的本能，都把責(zé)任推到別人身上，不惜落井下石，以此來漂白自己。但高允的做法卻恰恰相反，大難當頭之際，高允并沒有把責(zé)任推得一干二凈，而是寧可被殺頭也不肯污蔑他人，表現(xiàn)出了令人敬仰的人生擔(dān)當。“不能為了活命而說違背良心的話”，是高允精神風(fēng)骨的真實寫照，也是一種值得我們學(xué)習(xí)的處世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