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的歷史評鑒是一個復雜的歷史問題。縱覽唐玄宗的一生，一般的歷史定位是前清后昏，前勤后惰。這是大眾比較普遍的看法。但是關于他的生平，筆者有一些自己的觀點。

唐玄宗登上政治的歷史大舞臺是一個漫長、一波三折并且充滿機遇巧合性的過程。

首先說漫長：從唐玄宗正式登上政治歷史大舞臺到登基稱帝有多長時間呢？從武則天長壽二年被降為臨淄王到先天元年接父王帝位登基前后共計十九年。有可能會有人說十九年當皇帝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少見，時間較有些皇帝已經算是相當少了，比如玄宗的太子，后來登基稱帝的唐肅宗李亨。年至知天命的年齡才急急渴渴地登上皇位。但是我們要看到這一般所認為的“漫長”的過程可是在當時老皇帝創造的和平穩定時期中度過的。而唐玄宗這十九年是在充滿血腥的政治斗爭、宮廷政變中度過的。

我們經常是在舒適安逸的生活中看待歷史中的艱難險阻，沒有經歷過那種書上看似以文字表達的清淡然而卻是以鮮血來鋪平前進道路上的困難與煎熬。在我們今天人的眼中，通過縱觀橫比這十九年是短暫的，但放在唐玄宗的歷史性背景上，這是相當漫長的。

其次說一波三折：說他一波三折是因為在他登上皇位的道路上反復上下，這種上下不僅體現在他當臨淄王時，他在最高統治階級心中權重的上下，還體現在其幫助發動神龍政變以及先天政變期間，其在父王李旦心中權重的反復上下。再次說他的登基充滿機遇巧合是因為這個皇帝他不應該當但是只能由他當。從武則天退位到擁立中宗李顯稱帝再到擁立睿宗李旦登基，這本就是一連串的巧合，但巧合當中又充滿了必然。

雖然父李旦當上皇帝，但這個皇帝仍然不該他李隆基當。按照中國宗法制的立嫡立長原則，李隆基這個五子行三的兒子是跟皇位沒有半點關系的。但歷史有時就是不按歷史規律出牌，卓越的政治才能，突出的政治業績把他推上了歷史的最前沿。

可以說，唐玄宗登上皇位之前正是所謂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雖然唐玄宗的經歷沒有如此夸張，但在那種今天出頭明日落頭的血腥生活中也與韜光養晦的精神大體相當了。

十九年的腥風血雨塑造了唐玄宗明察、穩重、睿智的思想性格，從而間接為開元盛世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一個盛世的出現是有其必然性歷史因素與必備條件的。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王朝，出現盛世的首要一點就是最高統治者要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和良好的個人修養。俗話說：“先有伯仲后有千里馬。”光有唐玄宗一個人不可能出現開元盛世。然而正是因為有了他，我們今天才會在賢臣的冊子里看到姚崇、宋璟、張嘉貞、張九齡等人。當年正是因為有唐太宗的賞識與包容，才會有魏征的耿直。所以沒有唐玄宗的個人因素基礎，就不會有一大批賢臣能相的云集。可以說，是唐玄宗開創了開元盛世。

開元初年，剛剛登上皇位的唐玄宗，意氣風發，勵精圖治，經歷了前后三十年宮廷風雨的大唐王朝急需一位有絕對意志，絕對權威，絕對能力的統治者來指揮運行。可以看出在開元期間，這種絕對權威下的指揮藝術在唐玄宗身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開元初年，大唐王朝需要內外徹底大治的時候，他用思想敏銳，方法獨特的姚崇為相。當一切制度已基本建立，需要有人去堅定地維護執行的時候，他任用剛正不阿的宋璟為相。當太平盛世發展到一定階段，需要大力開拓人文精神，建立盛世人治的時候，他任用文采飛揚的張說為相，可以說他因世而變，對每一位宰相的特點把握的非常到位，但同時又以自身的魅力與絕對的權力而完美駕馭。

整個開元年間，我們總體可以把唐玄宗位成明君。這種明，不僅體現在他的知人善用，心系蒼生，更體現在其業精于勤，勵精圖治。正因為此，我們今天才會聽到二相的歷史佳話。可以說整個開元的歷史就是一部唐玄宗通宵達旦的勤政史。

歷史的年輪總是圓的，這種規律正是通過歷史人物來體現。

人性總有陰暗的兩個方面，漢武帝窮兵黷武與晚年的悔罪己詔；隋文帝登基前的血性暴戾與登基后的簡仁溫恤；唐太宗前生的謙謹仁義與晚年的傲慢自大；乾隆皇帝前半生的親力親為與晚年的窮奢極欲等等。帝王亦非所謂的圣賢，明君亦有幾分過錯，唐玄宗也不例外。隨著年齡的上升，盛世的太平讓唐玄宗的仁政盛世開始褪色。這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即所謂的“登極而世衰也”。如果我們定位這個“極”，那么這個“極”就是玄宗一朝最后一顆閃爍賢相光芒的張九齡。

張九齡為相賢明正直，敢于諫諍，推行一系列國安民策，他的上臺對維護中央集權，維護開元盛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他的上臺與罷相正是玄宗對朝政心態變化的隱形體現。表面上看，張九齡是被李林甫的陷害排擠而下臺的。但換相是關系到國家是否穩定，社稷是否安泰的大事件。唐代的宰相并不像宋代的宰相那樣只是皇帝的參謀與秘書，而是真真正正的朝政掌門人。這種聯系興衰的換位大事如果沒有玄宗的認可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李林甫正是用其小人心智揣摩到了玄宗的心思而對張九齡下手繼而登上相位。

不管李林甫還是之后的楊國忠，他們都是在玄宗的包庇縱容之下，把弄朝政，管控官職任用，排除異己，迎奉供養玄宗的貪圖享樂，使李唐朝政烏煙瘴氣，社稷江河日下。唐玄宗難道不知道嗎？

絕對不是，從之后其與太子李亨的皇權爭奪中，我們可以看到玄宗在政治上仍保持著敏銳的洞察力，審時奪度的大局觀。所以說著并不是因為玄宗的老庸昏花，而是其心理上的惰性使然。

“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在這里我們不得不佩服先仁的超群智慧，將生前一千多年的統治經驗做了高度總結。玄宗生于憂患而敗于安樂。雖然晚年以太上皇自居，但幽囚在鐵索深宮當中，最后孤單沒落而死亦同于死于安樂矣。安祿山早應斬于張九齡的筆下，但玄宗在刀下留了他的頭。安祿山忌憚李林甫，而李林甫與楊國忠不和，楊國忠擠下李林甫與安祿山爭奪既得利益最終逼得安祿山造反。這一環扣一環的事件，最終使得安史之亂爆發，盛唐之勢不復存矣。

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恰恰就是唐玄宗，他一手開創了開元盛世，又是在他的默許下一手將開元成果付之東流。這個車輪終究是要踏踏實實地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一個深沉的碾痕，這也才有了今人評說之趣味。每個人對唐玄宗有幾分功過心里都有一把尺度，但關鍵的是要保持一顆公正謙允的心去正視歷史，用看到的歷史來展望今生。歷史的車輪不會停下。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先人已逝，事猶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