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官宦人家的子弟，為了國家的生存，民族的危亡，將榮華富貴置之度外，以一種不怕殺身滅族的勇敢與激烈，投身于維新變法運動，為國家的富強昌盛貢獻了自己的一腔熱血。

一、從容赴死的鐵血男兒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詔”，宣布進行維新變法。經禮部侍郎徐致靖的推薦，兩天后，光緒給兩江總督劉坤一下詔，命令迅速派人護送譚嗣同來京覲見。但不巧的是，在進京途中，譚嗣同生了重病，一連多日臥床不起。在朝廷的多次電催下，稍好了一點就帶病起程，于8月21日到達北京。9月5日，受到光緒帝的召見，君臣相談，他的獨到見解深得光緒帝的欣賞，授予四品銜軍機章京，與林旭、楊銳、劉光弟等共同參與新政，被時人稱為軍機四卿。

但此時，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由于光緒帝沒有實權，變法又沒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所以，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面前，脆弱得不堪一擊。頑固派先是不斷阻撓維新派大臣的任職，直接掌握了重要官職的任免權，又逼迫光緒任命慈禧的頭號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控制了京師的局勢，后來又計劃利用十月光緒去天津閱兵的機會，廢掉光緒，徹底取消新政。

9月14日和17日，光緒兩次給康有為、譚嗣同等下密詔，要他們籌劃對策，實在不行就迅速離京。維新人士既無實權大臣的支持，又無軍事實力，無奈之下，他們想到了在天津編練新軍、曾對新政表示支持的袁世凱，想利用袁世凱的力量搶在頑固派動手前先發動政變。9月18日夜，譚嗣同只身來到袁世凱在北京的住所法華寺，勸說袁世凱殺掉榮祿，保護光緒皇帝。袁世凱表面上慷慨激昂地答應下來，實際上9月20日晚上趕回天津后，馬上向榮祿告密。事關重大，榮祿又連夜到北京報告慈禧太后。9月21日，政變發生，光緒被囚，慈禧宣布垂簾訓政，發兵搜捕維新派人士。

政變發生后，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聞訊出逃，而譚嗣同卻仍然住在瀏陽會館里不走。9月24日，被捕四月28日，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一起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在獄中，譚嗣同神態自若，于墻上揮筆題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在刑場上，譚嗣同視死如歸，朗聲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英勇就義，年僅三十三歲。

在政變前后，譚嗣同本有多次機會可以從斷頭臺邊擦身而過，但他都放棄了：

9月5日，當他被任命為四品“軍機章京”后，父親譚繼洵(湖北巡撫)曾三次去信對譚嗣同陳說利害，斷言變法必敗，讓他退出變法，以免殺身之禍，但譚嗣同毫不動搖。

9月21日，政變發生后，清政府并沒有馬上派兵搜捕譚嗣同，直到三天之后才到他的居所把他抓走。這三天的時間隨時都是機會，但他堅決不走。當梁啟超勸他一起出走、再圖大業時，他平靜地對梁啟超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圣主。”當日本使館表示可以為他提供保護時，譚嗣同凜然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二、不怕殺身滅族的維新志士

譚嗣同生長在一個世代官宦的家庭，父親譚繼洵做到了清政府的巡撫，屬于封疆大吏的高官了。譚嗣同少年時期，不僅認真學習儒家的詩書經典，還拜俠客大刀王五為師學習武藝，這使他在與人交往中總是具有一股灑脫與豪氣。從十九歲起，在父親的耳提面命下，他多次參加科舉考試，但因為不喜歡八股文，直到三十歲考了多次都沒有考中。在這期間，跟隨父親遠走新疆、臺灣，足跡遍布黃河兩岸、大江南北，目睹了國家政治的腐敗、人民生活的困苦，立志要救國救民。

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清政府簽汀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書”，揭開了資產階級維新變法運動的序幕。譚嗣同也積極投身維新運動，與唐才常等人在湖南瀏陽籌建算學館，創辦新學，提出變法主張，開創了湖南的維新變法之風。1896年，父親給他出錢捐了一個江蘇候補知府(有名無職，需要等候哪個地方的知府調離才能去上任)，他來到南京候任，借此機會出游上海、北京等地，與各地的維新之士廣泛交游，共同探討救國救民的真理。在此期間，他認識了梁啟超，兩人促膝長談，觀點相近，十分投機，從此成為莫逆之交。他還通過梁啟超了解了康有為的維新思想，對康有為的學識與見解深為敬佩。

1898年2月，譚嗣同回到湖南，在傾向變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和按察使黃遵憲等人的支持下，與唐才常等一起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等維新機構。他多次在各種場合發表講演，號召大家要上下一心，共同出力，一起為國家的改革、為民族的發展貢獻力量。為進一步推動維新運動，宣傳維新思想，他與唐才常集資創辦了《湘報)，這是湖南省的第一份報紙。他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當時國內最富有朝氣的一個省份。但是，譚嗣同等人在湖南的激進表現，遭到了湖南頑固勢力的仇視和抵制，他們大罵南學會“背叛孔孟圣教，破壞倫理道德”，攻擊會眾是一些“無君無父的亂黨”，不講忠孝，不守規矩。在他們的壓力下，南學會被強行解散，《湘報》的主筆也被毆打。在這種形勢下，一些維新派人士動搖了，有些人離開了湖南，有些人則退出了維新的陣營。

面對頑固派的瘋狂進攻，譚嗣同毫不畏懼，他義無反顧、堅定不移地對同伴說：“大家平時互相勸勉鼓勵的話，全在‘殺身滅族’這四個字上面，現在離‘殺身滅族’還早的很，豈能因這些小小的挫折而改變我們的初衷？即使真的到了‘殺身滅族’的程度，也絕不應該畏懼！”“看今天中國的形勢，只有鬧到新舊兩派流血遍地的程度才好，有大痛苦才會有新生，有大變化才會有希望。”他對即將到來的嚴峻形勢不以為意，并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他的這種主張，既表明了他堅持變法維新、報效國家的決心，又為后來的自愿殺身成仁埋下了伏筆。

譚嗣同開始投身維新運動的時候，康有為、梁啟超已經都是名聞全國的維新名士了。作為一個后來者，譚嗣同卻能夠在變法事業中與康、梁齊名，成為維新變法運動的領袖人物，這與他堅定的信念和執著的追求是分不開的，與他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不顧自身安危、不怕“殺身滅族”的精神是分不開的。譚嗣同以一腔熱血實踐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激勵著后人不懈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