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鑒真（688—763），俗姓淳于，唐代佛學大師。他先后6次東渡日本，最終在當地開創律宗，弘揚佛法，被日本人稱為“天平之甍（音同盟，意為屋脊）”。

公元691年，武則天登基稱帝不到一年，下令“釋教開革命之階，升于道教之上”，佛教在唐朝達到頂峰，之后至唐玄宗時期，亦有所發展。此時，距它傳入中國，已經過去了700多年。

7個世紀里，佛教先從印度傳播至中原，又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原，以漢傳的形式傳入日本、朝鮮等。在這個過程中，有兩位唐代高僧不得不提：一位是唐太宗時期的玄奘，他西行求法，將佛學經典從天竺帶回大唐；另一位則是鑒真，他6次東渡，使律宗在日本生根發芽。

一西一東，一進一出，看似不經意的個人行為，卻使佛教在東亞蔓延，成為亞洲文化交流過程中一條重要的紐帶。

一心向佛

佛教傳入中原后，因為貼近底層社會，得以迅速發展起來。詩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說明早在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原就已經非常流行。到了隋朝，有記載的佛寺更是多達3985所。而唐初皇帝雖然把老子李耳奉為老祖宗，崇尚道教，但依然抵擋不住佛教在民間的興盛之勢。尤其是武則天抬高佛教地位，大大促進了佛教的本土化。

唐代佛教以天臺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等為代表，一系列漢傳流派迅速發展。武則天時期，禪宗六祖慧能就結合老莊思想開創了南宗禪佛教，他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成為代表性思想，深受士大夫歡迎。

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揚州人鑒真就出生在這樣一個佛學氣息濃厚的時代。當時，運河交通發達的揚州是一個“國際大都市”，不但匯聚了國內各大商旅，國外商人也絡繹不絕，所以鑒真從小就見慣了外國人，對外來文化也格外熟悉。

鑒真幼年時，他的父親就在揚州大云寺隨智滿禪師受戒，學習禪宗。鑒真14歲隨父親入寺，見到佛像就覺得莫名感動，懇求父親也讓他出家。當時恰好武則天詔于天下諸州，廣度僧人，于是借此機會，鑒真就跟著智滿禪師出家做了沙彌。

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18歲的鑒真從道岸禪師受了菩薩戒（大乘菩薩所受持之戒律，又作大乘戒）。道岸也是唐中宗的授戒師，在江淮一帶弘揚律宗。鑒真深受道岸的影響，此后潛心學習，又到高僧大德云集的長安、洛陽學習。

708年3月28日，在長安實際寺，鑒真受具足戒，成為政府正式承認的僧侶，取得講授資格。此后他又追隨弘景等名師，潛心學習天臺宗，研究《四分律疏》等。

712年，李隆基做了天子，也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唐玄宗，開啟了大唐的開元盛世。713年，26歲的鑒真回到淮南故鄉，開始講經傳法。30年間，鑒真就在故鄉建寺造像，培養弟子，成為江淮一帶遠近聞名的授戒大師。

屢渡屢敗

742年10月，正是揚州的深秋時節，兩位日本僧人風塵仆仆地趕來，只為了迎請鑒真東渡。這兩位日本僧人就是榮睿和普照，他們是732年隨第十次遣唐使至唐留學的留學僧。他們來到大唐，不但是為了學習，還肩負著一個重要的任務——尋訪戒律高僧赴日本。

當時日本效仿唐朝，制定律令，以租、庸、調制度為基礎，成為律令制國家，并規定僧尼享有免除政府賦役的特權。隨著農民生活逐漸惡化，大家紛紛逃亡，很多人藏身于寺院，成為僧尼。由于日本當時并無“三師七證”（指僧尼受具足戒時，戒場必須具足的戒師人數）等受戒儀式，所以這些人很輕易地就能取到僧籍。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720年，日本朝廷規定，民眾必須取得國家發放的資格證書才可成為僧侶。但這一措施約束力不強，政治家們不得不認識到，還得用佛教的辦法來解決問題，而戒律就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為了完善這一制度，日本朝廷就派榮睿和普照赴唐朝迎請傳戒之師。

榮睿和普照最先迎請洛陽大福先寺的道璿（音同旋）去日本弘法傳戒，這也是中國僧人首次東渡日本。但光請道璿猶嫌不足，在中國留學的第十個年頭，他們終于找到了授戒大師——鑒真。

拜見鑒真的場合極其隆重，榮睿、普照五體投地，頂禮鑒真，說明來意：“佛法東傳至日本，雖有其法，沒有傳法人。日本圣德太子（574—622）早有預言，‘二百年后，圣教興于日本’，現在正是他預言實現的時候，希望您能夠東游興化。”榮睿、普照不愧是留學僧，說話很有學問，一是說明了日本缺鑒真這樣的傳法人；二是以預言暗示鑒真東渡可以大有作為。鑒真也不含糊，回答說：“原來聽說南岳慧思禪師遷化之后，托生為倭國王子，興隆佛法，濟度眾生。又聽說，前幾年日本國的長屋王崇敬佛法，制作千余袈裟來唐朝布施高僧大德。袈裟上有四句話，‘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可見，鑒真不但深研經書，而且對于時事政治也很關注。

但當鑒真環顧眾弟子，問有誰跟他一同去時，大家都低頭沉默。過了很長時間，弟子祥彥說：“日本國太遠，滄海浩淼，百無一至，死亡率太高。”鑒真用舒緩而有力的口氣說：“此行是為弘揚佛法，何惜身家性命？你們要是不去，我自己去。”祥彥被鑒真打動了，說：“您要是去，我也跟隨去。”最后共有21名弟子愿意跟隨鑒真東渡。

鑒真等人就這樣開始準備東渡。他們又是造船、又是備糧，并假稱將往天臺山國清寺，以避人耳目。但佛祖似乎也有意考驗鑒真，當時海盜橫行，鑒真的弟子道航又恰好與擬隨行東渡的高麗僧人如海產生了矛盾，如海就跑到官府，誣陷道航等人想要造船入海，與海盜勾結。官府聽其言，就一邊抓人，一邊把舟船、干糧等沒收。雖然此后審明如海是誣告，但沒有了舟船，鑒真第一次東渡的計劃還是“泡湯”了。

待風波平息后，鑒真等人又計劃起第二次東渡。他買了一艘軍船，雇傭了18位舟人，采辦了若干吃用、佛像和經書，隨行人員包括17位弟子，以及玉作人、畫師、雕佛師等85名工匠。但這次更不幸，船還未從江入海，就遭遇大風惡浪，舟破，水至腰間，史書記載：“冬寒，風急，甚太辛苦。”

第二次東渡失敗后，鑒真先在浙江臺州附近的下嶼山住了一個月，之后又輾轉至明州（現浙江寧波）的阿育王寺。744年，鑒真受人邀請，在越州（現浙江紹興）、杭州、湖州、宣州（現安徽宣城）等地巡游授戒。當時鑒真一面在各地傳法，一面與榮睿準備第三次東渡。但當他在越州授戒時，有一位僧人得知他想去日本，就告訴州官，說日本有個僧人榮睿想要引誘高僧離唐東渡。于是榮睿又被官府抓起來了，本來要求戴枷送到京師，但到了杭州，榮睿就稱病不起了，后假稱快要病死才放出——第三次東渡又被攪黃了。

不久，鑒真和榮睿、普照決定再試一次。鑒真派弟子法進等人去福州買船，并置辦干糧。但是這次還是未能遂愿，他們在途中就被官府抓去。原來這次是鑒真的弟子靈佑等，怕師傅葬身大海，想出來一個損招，想讓官府把鑒真留住。第四次東渡雖然失敗，但沿州百姓們聽說鑒真回來了，競相前來供養，唯獨鑒真愁眉不展，呵責靈佑。靈佑只得天天懺悔，每晚都站到五更謝罪。

748年，榮睿、普照又來請鑒真，鑒真二話不說，準備再次東渡。這次共有35人跟隨。一行人在舟山群島停留一段時日后，再度航海時遭遇了颶風，在海中漂流了14天，漂到了海南島南端的崖縣（現海南三亞）——第五次東渡又失敗了。

在日本功成名就

第五次東渡失敗后，鑒真一行人就從今天的海南、廣西、廣東、江西、江蘇等地，回到揚州，受到官員和信眾的熱烈歡迎，但可惜的是，路途漫長曲折，榮睿與祥彥在途中去世，鑒真自己也雙目失明。

在揚州等地，鑒真前后講授《律疏》60遍，《律鈔》70遍，《輕重儀》10遍，《羯摩疏》10遍。講經之余，他還主持造立寺舍，建造佛像，救濟貧病，并撰寫《一切經》三部，各1.1萬卷，前后度人、授戒4萬余人。

753年10月15日，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以及阿倍仲麻呂等，又一次來延請鑒真東渡。66歲的鑒真與前幾次一樣，又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這次東渡，船隊遭遇風暴，鑒真與阿倍仲麻呂等人在海上失散。阿倍仲麻呂等人漂到了現在的越南一帶，而鑒真卻在12月20日，到達鹿兒島秋目浦，踏上了日本國土。歷經12年，6次東渡，鑒真終于得遂所愿。

鑒真到達日本后，受到了圣武太上皇等統治階層的禮遇。他在754年正月抵達奈良，4月于東大寺設戒壇，為圣武太上皇等400多人授菩薩戒，這是當時日本僧侶正式受戒的唯一場所。而隨著鑒真的到來，日本具足戒 “三師七證”的制度也逐漸完善起來。

756年5月，鑒真被任命為大僧都，弟子法進任律師，同列僧綱（又作僧官，掌管全國僧尼的一般事項）。但鑒真的“高升”，也影響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引發了國內的矛盾。758年，淳仁天皇即位，下詔為使鑒真專心教授戒律，尊之為“大和上”，解除了大僧都一職。此后，鑒真新建了戒律道場，即為著名的唐招提寺。

鑒真在唐招提寺講經說法，開創了日本的律宗，并向日本介紹了天臺宗，為日本密宗的勃興奠定了基礎。另外，在醫藥、建筑、書法、雕塑、語言、飲食等方面，鑒真對日本都有積極影響。

763年，在日本生活近10年的鑒真圓寂于日本奈良。當這個消息傳回揚州，當地僧眾全體服喪3日，并在龍興寺行大法會，悼念鑒真。在日本，鑒真更是享有“國寶級”的待遇，他被稱為“天平之甍”，意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那個時代文化的巔峰。

1980年，在鄧小平的斡旋之下，唐招提寺住持森木孝順奉鑒真漆像到揚州“回鄉探親”，超過30萬揚州人前來瞻仰。在翻新的揚州大明寺內，鑒真像安詳地俯視眾生，向故鄉人訴說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以及那段關于勇氣和堅持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