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玨，一九一○年出生于東京。在日本期間其父馬裕藻曾與魯迅等人一起聽章太炎講文字音韻學。一九一一年馬裕藻回國后，擔任浙江教育司視學。一九一三年至一五年任北京大學教授、研究所國學門導師，講授文字音韻學。一九二一年任北大國文系主任，一九二○年八月六日，《魯迅日記》云：“晚馬幼漁來送大學聘書。”是兩人共事于北大之始。

馬玨晚年在《女兒當自強》一文中，這么回憶著：“魯迅先生一度在北大任教，與我父親是同事，他們性格相投，過從甚密。魯迅先生經(jīng)常來我家做客，與父親一談就是半天。”

在1925年間，年僅十五歲的馬玨寫下了《初次見魯迅先生》一文，刊登于1926年3月的《孔德學校旬刊》上，那是馬玨所就讀的學校刊物。

馬玨晚年回憶道：“不久，魯迅先生來孔德學校，讀到那期《孔德旬刊》，我沒想到，先生看到我那篇小文章后，十分高興。他夸我寫得好，說我寫的都是實話。后來先生把它收進了他親自編選的《魯迅著作及其他》一書中。他還送書給我。過了幾天，父親還帶我去八道灣魯迅家去玩。從那時起，魯迅先生到我家，常問起我；如果我在，便和我說幾句話。我們還多次通信。

我向魯迅先生請教的信和魯迅先生的回信自1926年元月3日至1932年12月15日，通信持續(xù)六七年之久。

1926年元月3日魯迅先生在日記中寫道：‘夜，得馬玨小姐信。’這封信是我對元月一日先生寄贈《癡華鬘》一書的道謝信，信中也表達了對先生敬慕和渴望指教的熱烈愿望。魯迅先生總是循循善誘，誨人不倦。他幾乎每信都回。非常令人痛惜的是我珍藏的那些魯迅的親筆信，在30年代初白色恐怖中被燒毀了。”

《魯迅日記》中記有馬玨者，共有五十三次之多，其中馬玨給魯迅信有二十八封，而魯迅回信有十三封，另有送書。

1929年5月17日，魯迅從北平給上海的許廣平寫信中說：“今天下午我訪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漁，他未回，馬玨因病進了醫(yī)院許多日子了。”到了5月29日，他給許廣平的信又提到：“晚上是在幼漁家里吃飯，馬玨還在生病，未見，病也不輕，但據(jù)說可以沒有危險。”魯迅對馬玨是十分關(guān)愛的，馬玨后來才讀到《兩地書》的這些文字，她表示十分的感動。馬玨還說，“魯迅先生在百忙之中還為我起了個號，后來覺得字過于生僻，就通過父親轉(zhuǎn)告我，可寫成大家都認識的‘仲服’。稱仲，是因為我排行第二。”

馬玨長得非常漂亮，在北大被稱為“校花”。1932年11月13日魯迅從上海返回北京探視母病，馬氏父女曾來看他，魯迅銘感之，他在11月20日給許廣平的信就說：“這種老朋友的態(tài)度，在上海勢利之邦是看不見的。”

1933年3月13日魯迅在上海“得幼漁告其女玨結(jié)婚柬”。馬玨嫁給天津海關(guān)職員楊觀保，在當時又是一件盛事，《北洋畫報》還刊登了他們的結(jié)婚照。據(jù)說楊觀保與馬玨相識已久，他對馬玨頗為忠懇，每星期返平一次，經(jīng)過長期交往，終獲佳人芳心。

十幾天后，魯迅在給臺靜農(nóng)的信中說：“今日寄上《蕭伯納在上海》六本，請分送霽（李霽野）、常（常惠）、魏（魏建功）、沈（沈觀，沈兼士的兒子），還有一本，那時是擬送馬玨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結(jié)婚，別人常去送書，似乎不太好，由兄自由處置送給別人罷。《一天的工作》不久可以出版，當仍寄六本，辦法同上，但一本則仍送馬小姐，因為那上本是已經(jīng)送給了她的。倘住址不明，我想，可以托幼漁先生轉(zhuǎn)交。”

對于馬玨的結(jié)婚，魯迅不再送書給她的事，李霽野也說：“一次送書給我們時，他托我們代送一本給她，我談到她已經(jīng)結(jié)婚了，先生隨即認真地說，那就不必再送了。”李霽野說他當時認為魯迅太過于小心了。而后來他知道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污蔑魯迅對她無禮，而導致兄弟失和的創(chuàng)傷之巨，因此導致出他過度的“防范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