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日本陸軍大將岡村寧次，長期參與侵華戰(zhàn)爭，日軍投降前曾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戰(zhàn)后，其存留的部分日記與札記，被日本防衛(wèi)廳戰(zhàn)史室編成《岡村寧次大將資料》一書。所謂“最了解你的人往往是你的敵人”，參考岡村日記及札記中對國軍官兵的評價，對今人理解抗戰(zhàn)，當不無裨益。

岡村日記及札記中，提及最多的國軍高級將領，乃是湯恩伯。岡村說：“我任第十一軍司令官時，曾與湯恩伯兩次交鋒，再綜合其他情報來看，他是蔣介石麾下最驍勇善戰(zhàn)的將領。襄東會戰(zhàn)時，我第十一軍曾猛攻敵正面的一角，湯恩伯則親率主力向這一角反擊，并乘隙使我主力陷入重圍，受到殲滅性打擊。”

關于湯恩伯的作戰(zhàn)性格，岡村的理解是：“湯恩伯是非常勇敢的將軍。我知道他的性格，如果他的一部受到攻擊，便親自率領大軍進行反擊。后來在1944年的河南作戰(zhàn)中，我也利用他這一性格取得了成功。”

岡村還提到了胡宗南：“湯恩伯……與胡宗南同是蔣介石嫡系中最杰出、最受信任的將軍。蔣介石經(jīng)常把湯恩伯軍調(diào)往第一線，胡宗南軍卻不常在第一線出現(xiàn)，始終駐守在西安附近，監(jiān)視延安的共產(chǎn)黨。（這次河南作戰(zhàn)，胡僅派出一、兩個師）”

所謂“這次河南作戰(zhàn)”，系指1943年4月，日軍5萬余人，由岡村寧次親自指揮，對國軍太行山游擊根據(jù)地實施圍攻。此役，以龐炳勛、孫殿英為首的8萬余非中央嫡系部隊投降，唯胡宗南部四十五師雖遭重創(chuàng)，殘部仍堅持游擊達數(shù)月之久，“糧竭彈絕，官兵盡食野菜……師長胡長青因餓加病送回洛陽，副師長凌冬青因身體衰弱無食，活活餓死。……從5月至9月，……踏遍了太行山的重峰疊巒……兩個月未見一粒糧”，最后僅剩280余人走出太行山。

對龐炳勛、孫殿英等降將，岡村的觀感似也頗佳。岡村說：“這些將領可以說對蔣介石不夠忠誠，對國家民族倒有相當誠意。他們到北京或在當?shù)爻醮我姷轿視r就說：‘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chǎn)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zhàn)，我們不能協(xié)助。這點望能諒解。’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請了全部降將：龐炳勛、孫殿英、孫良誠、張嵐峰、杜錫鈞、李守信、吳化文，胡毓坤、榮子恒等，并進行了懇談，當他們得知不久將發(fā)動進攻時，仍表示礙難參加對中央軍作戰(zhàn)，而愿協(xié)助維持后方治安，并向我介紹了河南西部的民情。”

岡村札記中，保留有不少對中國抗日士兵的贊譽。譬如：“（1938年）10月初，第27師團占領箬溪一帶，檢查繳獲的敵軍官兵致其親友信件，其內(nèi)容幾乎全是有關我軍情況以及他們誓死報國的決心，極少摻雜私事。同一時期，第101師團檢查反攻我陣地戰(zhàn)死的敵軍官兵遺體，發(fā)現(xiàn)死者的父母來信中，也都是鼓勵他們?yōu)閲液兔褡鍔^勇獻身的言詞。這一點和我軍的情況完全一樣。9月份，我101師團在九江西南約三十公里的馬鞍山附近，攻擊憑借陣地頑強據(jù)守的敵軍時，我一名大隊長率十余名部下沖入敵陣，受敵軍集中炮火攻擊全部戰(zhàn)死。以后，我軍占領該地打掃戰(zhàn)場時，發(fā)現(xiàn)中國軍隊已將我戰(zhàn)死官兵遺體及其全副武裝包括軍官的軍刀及其他裝備品完整地予以埋葬好。這使我軍大為感動。中國軍隊的道義，確實想象不到的使人敬佩。”

張貼本文并非為國軍將領和國軍士兵在抗戰(zhàn)中的表現(xiàn)無原則罔顧事實地評功擺好，只是反映其中一則不大不小的“消息和動態(tài)”，那就是戰(zhàn)后和國民政府親密合作的岡村寧次是如何“評價”國軍之“英勇善戰(zhàn)”的。讀罷此文，確實有助于理解抗戰(zhàn)。

不管怎么說，岡村寧次與國民政府前前后后有過親密合作是事實，所以他的札記可參考不可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