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朱安，41年的婚姻一片荒漠，孤獨地來孤獨地去。對于魯迅，也多次對友人說：“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負有一種贍養的義務，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位于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的魯迅故居，不大的四合院，種有丁香樹，北面是個兩進的臥室，外面一間，大概八平方米左右，里面擺著張桌子，還有一張沿西墻放置的床，桌子上放著一個介紹性質的小紙片，上書：魯迅母親和朱安的臥房。朱安從1924年5月到去世，一直住在這里。

看朱安的照片，才知道她并不美麗。眼睛低低地望著，重重的眼皮，天生有一種舊式媳婦的恭順相，高高的額頭，扁扁的鼻子，寬厚的嘴唇，穿著一件深色元寶領的舊式棉襖，那上挺的領子把臉龐遮蓋得更加逼仄尖薄。

小腳、沒讀過書的朱安是舊式中國的產物，留洋歸來的魯迅從最初，便是帶著一種抗拒舊勢力的情緒來對待她的，這樣的不接納，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意思，是不可改變的刻板印象，從頭錯到尾的那種。

其實放到現在看，朱安身上的謙良恭儉，正好是作為一名賢良的家庭主婦的絕好品質，最起碼比起胡適那個動輒操刀的太太，朱安要柔和溫婉得多。可在那個風云激蕩的歷史交匯處，朱安卻只能是個時代進步的犧牲品，就好像那三寸的小腳，踏過舊時代的門，也如同過了氣的時髦一樣。

1906年夏，魯迅從日本回到紹興，在母親的安排下，與同鄉的、大自己三歲的朱安結婚，婚后四天，魯迅毅然東渡日本，朱安頂著一個名不副實的媳婦頭銜，伺候娘娘(紹興話，即婆婆，魯迅的母親魯瑞)，獨守空房，一等就是十三年。直到1919年冬天，她才在魯迅的安排下，和婆婆及魯迅三弟一家搬進了北京西直門的八道灣居住。

在八道灣，周氏一家團圓的歲月里，也許是因為朱安沒有讀過書，也許是因為大先生魯迅的冷落讓朱安一直抬不起頭來，又或者是由于朱安天生就有著與世無爭性格，總之周氏兄弟分家之前，朱安這個長嫂，沒有順利成章地當上家，家庭財政的大權，便悄然旁落到周作人的日本媳婦——羽太信子手里。

三年以后，因為某種至今不能確定的原因，周氏兄弟失和，1923年8月2日，魯迅帶著朱安，搬去磚塔胡同俞氏三姐妹處借住，基于擔心流離失所的考慮，搬走之前，魯迅曾詢問過朱安是愿意留在八道灣還是回紹興，如果她愿意回去，他會按月給她寄錢。朱安婉轉地拒絕了，她想和魯迅一起搬出去，照顧他的日常生活。

1924年5月，朱安和娘娘一起，搬進了阜成門內的這個小四合院，這一年，朱安四十六歲，這個如今只有一棵丁香點綴的四合院，就是朱安后半生全部的天地。1926年，魯迅離開北京南下廣州、廈門，同許廣平女士結百年之好，后來長期居住在上海，這其中，只有1929年和1932年回過北京兩次。

這時候的朱安恐怕已經是徹底斷了念想，以一種吃齋念佛遁入空門的心態度日，所謂生趣，也只能是照顧娘娘這件事上。大先生是新式的大先生，娘娘還是舊式的娘娘，有娘娘在，朱安便還會覺得自己是有點用處的。在那個略顯陰沉的、青灰色的四合院里，兩代舊式婦女相依為命。

1936年，魯迅去世，北京方面的生活費，大部分是許廣平在負擔。1943年，魯瑞去世，臨死前，魯瑞讓朱安千萬收下原周作人每月給她的十五塊錢，算是這么多年服侍她老人家的一個交代，朱安的人生走到這兒，真的是到了戀無可戀的地步，只剩下糊口這個本能可供她操勞。

由于經濟上的困難，朱安忍痛將魯瑞喂養了十幾年的黃黑色大花貓，蒙了雙眼，讓傭媼帶到崇文門外放走了。1944年唐弢造訪朱安，看見她也只是默默地喝著湯水似的稀粥，吃著幾塊醬蘿卜。雖然有許廣平的接濟，在心底里，朱安依舊有著一種拿人家的手軟的客氣和怯怯，盡量把生活需要降到最低，不給別人造成太大麻煩。

1947年6月29日，朱安因病去世，逝世前，她還將兩塊衣料送給許廣平作紀念。

朱安的一生是悲哀的，因為她的人生，幾乎沒有飛揚的時刻，她仿佛是一顆銹了的圖釘，最初被釘在哪，一生就只能釘在哪，無可奈何地孤獨老去。她不過是想做一個孝敬婆婆、恪守三從四德的舊式婦女，她最大的愿望也不外乎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只可惜她是帶著一雙小腳被推進新時代的，她無力往前走。

當時代的列車轟轟然朝前駛去的時候，我們站在車上，望著車尾那些漸漸遠去的人影，不經意間，我們大概還能夠望見朱安式的哀怨眼神，這眼神里，囊括了一代舊式婦女悲慘命運的寫真。

朱安為魯迅空守了41年，直到1936年魯迅去世，也沒給朱安留下有個自己孩子的希望。她是一個典型封建婚姻包辦的犧牲品。朱安臨終前，淚流滿面地說：“希望死后葬到大先生之旁。”她想念許廣平和海嬰。她面對自己的情敵和情敵的孩子竟然毫無怨恨之意。

朱安的墓地設在西直門外保福寺處，沒有墓碑。她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69個春秋，孤獨地度過了四十多年的漫漫歲月。在她的人生悲劇中，所有的人都沒有過錯，錯的是那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