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錢就是任性”在去年開始流行，嶄新的一句潮流語，背后透露的卻是一種古已有之的心態(tài)：對財富自由的渴望，這是有錢；在財富自由的基礎上，讓自己的生活意志在一定范圍內不那么受局限，這是任性。

這種心態(tài)并不新鮮，也可以理解，然而，如何盡量從正能量的角度理解它，并且去引導社會心態(tài)，這才是正道。三國時候的魯肅，是一個不錯的范例。

創(chuàng)業(yè)期：毫不猶豫將半數年收入贊助給周瑜

魯肅是大家熟悉的一個三國人物，不過，在大家的印象中，他似乎是諸葛亮、周瑜這兩位大佬級人物的附屬品。在《三國演義》里，他經常夾在諸葛亮和周瑜當中，是個和事佬，像個窩囊廢，和“英雄”二字搭不上邊。不過，真正讀過史書的人，是不贊同這種說法的。實際上，這個魯肅還真是一位大英雄，用當今的話來形容，是一位“有錢任性”的大英雄。要不然，周瑜臨終前也不會特意寫信推薦他當接班人。

據《三國志》記載，魯肅自幼沒父親，和老奶奶住在一起，“家富于財”，說明他“有錢”。而他的“任性”如何表現呢？根據史書的記載，他的“任性”既不是表現在將豪車擱置不用，任其堆滿灰塵，也不是拿著大把錢送給騙子，看騙子到底能騙他多少錢，檢驗自己受騙的耐性。雖然魯肅也不把錢當錢，但他并不把錢用在揮霍和浪費上面，而是用在福利與接濟窮人方面，“性好施與”。

當時正是東漢末年，黃巾起義，軍閥割據，富豪一般會把財產藏著掖著，生怕有損失。魯肅則不然，他任性得很，根本就不治產業(yè)，把財貨散了，把田產賣了，“以賑窮弊結士為務”，一方面賑濟窮人，一方面用來社交，認識那些了不起的精英豪杰人士，為自己創(chuàng)業(yè)做準備。對于這樣的“有錢任性”，大伙當然喜歡，當時對他一片點贊聲，“甚得鄉(xiāng)邑歡心”。

當然，以上還只能說是大方，這個和“有錢任性”還不能完全掛鉤。下面再舉一例。

且說東漢末年各大英雄開始創(chuàng)業(yè)的初期，孫策看中了江東——他們孫家的故土。他和周瑜一拍即合，并委派周瑜給他籌款拉贊助。某日，當時身任“居巢長”的周瑜，帶著創(chuàng)業(yè)團隊來到住在臨淮東城的魯肅家，說要拉贊助。既然是贊助，而不是硬性指標，給多給少就看魯大戶的脾氣和度量了。

于是，任性的一幕出現了。

魯肅家的院子里有兩個大糧倉，“肅家有兩囷米”，一囷米是多少呢？三千斛。一斛的量又是多少呢？魯肅是東漢人，用的當然是漢代度量衡，《漢書·律歷志》載：“十斗為斛。”三千斛就是三萬斗。魯肅家那一年家里多收了不止三五斗，而是收了兩個三千斛，總計六千斛，約六萬斗。在農耕時代，農業(yè)收入往往是主要收入，那么魯肅當年的收入大約是六萬斗米。

當時魯肅正在和周瑜喝酒，聽說要拉贊助，他隨手一指糧倉，說：我那一囷米，就給周公子您了。他毫不猶豫地就把三萬斗米，相當于一半的年收入送人了，這不叫任性，什么才叫任性？

更何況，魯肅這還是高質量的“有錢任性”，因為送錢的對象不是騙子，不是奢侈的生活，而是后來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周郎。“有錢任性”，也得看對象，看質量。

周瑜被魯肅的“有錢任性”深深地折服，于是動情地說：我們這兄弟做定了。袁術聽說這事后，也覺得魯肅是個人物，于是任命其為淮臨東城的地方長官。

關鍵期：說服孫權抵抗曹軍才能任性過日子

赤壁之戰(zhàn)是千古名戰(zhàn)，具體過程就用不著介紹了。魯肅在這場戰(zhàn)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有兩個：一是主動聯絡劉備，組成孫劉聯盟，為抵抗曹軍做好組織工作；二是勸說孫權下決心放棄投降的幻想，和曹操決戰(zhàn)。

在主戰(zhàn)派當中，有三個人的話對孫權的作戰(zhàn)態(tài)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一是諸葛亮，他從戰(zhàn)略層面去勸說孫權抵抗，認為曹軍是強弩之末，而且不熟悉地形，不習慣水路，折騰不了多久；二是周瑜，他給孫權算了一個減法，將曹操的軍力從八十萬減到十五六萬，而且是疲憊之師，解除孫權關于軍隊數量對比的顧慮；三就是魯肅。不過，魯肅是個聰明人，不可能再去重復諸葛亮和周瑜的話，就從個人的感受去勸說孫權，其中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要不要活得任性。

這種話不好在大庭廣眾之下說，于是趁著孫權上洗手間的空當，魯肅把投降曹操后的生活進行了對比。他說，我魯肅投降曹操后，還是可以生活得很任性的。我可以回到老家，每天駕著破牛車，帶著幾個隨從，四處走走，喝喝酒，打打牌，自由得很；可以按部就班地混下去，說不定還能混個刺史太守之類的官，“累官故不失州郡也”。但是，孫權你一旦投降曹操，肯定會被遷移到洛陽一帶，在曹操的眼皮底下生活，錢可能還有，但不可能再任性了。

魯肅的這番話，切不可輕輕放過，他是從個人生活角度去打動孫權的心，而這個生活角度的核心就是：能否任性地生活。這番關于任性的話，可謂是摧垮投降派的重要理論依據之一，所以孫權感慨地說，魯肅你“廓開大計，正與孤同”，也就是說，魯肅從任性的角度，拓寬了孫權的戰(zhàn)略思維，說到孫權的心里去了。

所以說，在游說老板進行新的舉措時，不但要從業(yè)務指標等方面著手，更要從心靈的舒適度、任性度著手。從這個角度看，任性也是重要的市場指標。

啟示錄：“有錢任性”也講究正負能量

魏晉時期，在中國人的性格史上，其實也是一個開始倡導任性的時代。比如，嵇康就是個“有錢任性”的貴族，鐘會去看他，他自個兒光著膀子打鐵，半天不和鐘會說話，把個剛愎驕狂的鐘會寒磣得夠嗆；司馬懿聘用他，他老大不客氣地給推薦人兼老友山濤回了一封信，說自己不修邊幅，懶散自由，不耐煩工作。

同樣是貴族的阮籍也任性得很，看人用青白眼，母親去世時，他正在和別人下圍棋，對手勸他終止棋局，他卻非要把棋下完為止。回到家中，阮籍一口氣喝下了兩斗酒，之后放聲痛哭，吐血不止。

古人為我們提供了不少高質量的“有錢任性”的范本。當然，也有些低劣范本，比如石崇比富，把人家的箱底貨——珊瑚，一把砸碎，然后賠上一大把同類產品。晉朝貴族類似的“有錢任性”者不少，但早被歷史的長河徹底唾棄。

近來人們羨慕的“有錢任性”，是對于財富和心靈舒適度的一種追求，這個可以理解，不過，從怎樣的角度去追求并實現它，到底是促進身心健康，還是導致身心焦慮，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