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風云人物曹汝霖 早年親日后勸蔣介石抗日
1916年，北洋政府駐日特命全權公使章宗祥與當時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前駐日公使陸宗輿勾結，在段祺瑞指使下，與日本政府秘密談判，出賣國家領土與主權，1918年與日本正式訂立《中日陸軍共同防敵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協定》。同年秋，在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和國務總理段祺瑞授權下，一天內向日本簽押了三筆共計6000萬日元借款，把我國鐵路、礦產及其他權益出賣給日本，“欣然同意”日本政府繼續占領濟南、青島和控制山東的要求。1919年初，代表北洋政府參加巴黎和會。當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歸日本所有的消息傳到我國時，激起全國人民極大憤怒。4月中旬，從日本回國，中國在日留學生數百人趕到車站，怒斥其賣國行徑。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大規模學潮——號稱“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新文化運動由此拉開了序幕。
當此之時，整個北京高校校園和街頭閭巷，風卷浪滾，泥沙俱下，豪杰并起，猛士如云。北大文學院長胡適麾下頭號驍將傅斯年，率領隊伍，高舉大旗，喊著“還我山東”“還我青島”等口號，一路浩浩蕩蕩來到天安門前游行示威，后又趕赴趙家樓痛毆了賣國漢奸曹汝霖，一把火燒了趙家樓，從而引發了社會各階層的大震動，號稱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愛國運動由此揭開了光輝的一頁。
據可考的資料顯示，就在傅斯年率隊走出校園喊著口號示威游行時，大總統徐世昌正在設宴招待章宗祥等人，章對學生鬧事的行為是很不以為意的，以為學生不過像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一樣，要求改善伙食、多發生活費什么的。宴畢，章宗祥隨同交通總長曹汝霖回到了位于東單東堂子胡同的曹宅（注：此宅原為明代在位時間僅6年的明穆宗隆慶朝文淵閣大學士趙文肅的宅邸，俗稱趙家樓），章宗祥早在日本留學期間就與曹汝霖最為相契，這次進京述職就寄居在曹家。不過，章宗祥萬萬沒有想到，他隨曹汝霖回到趙家樓不久，就有大隊的學生游行隊伍呼喊著口號來到了門前。不久大門被打開，學生們蜂擁而入。曹汝霖見勢不妙，連忙吩咐仆人引章宗祥躲進地下鍋爐房，自己則藏進了箱子間。學生進門沒找到曹汝霖，氣憤地一把火點著了曹宅（趙家樓）。章宗祥覺察到火起，急忙從鍋爐房中逃出，正好被學生撞個正著。學生們意外地發現原來章宗祥這個賣國賊也在這里，遂報以老拳。章宗祥被揍得鼻青臉腫，不省人事。這時，警察總監吳炳湘率大隊巡警趕到，救出章宗祥，送進日華同仁醫院。這就是五四時火燒趙家樓，痛打漢奸章宗祥的一幕。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將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三人免職。
五四運動以及火燒趙家樓事件，對曹汝霖刺激很深，他發誓不再過問政治，愿做在野之民。但有一次例外，他曾向蔣介石建議中國軍民要積極抗戰。據曹汝霖回憶說，七七盧溝橋事變后，他受蔣介石之邀在廬山住了數日。曹說：有一天蔣招待午餐，并相約到別室談話，“蔣先生精神充沛，態度從容，沒有自尊自大之意，卻有誠懇親近之感。坐定后，他即問，你對日本戰事，怎樣看法？我略謙遜道，我以為九一八事變之后，經過五六年，當時日本政府尚無擴大戰爭之意，且有控制軍人之力，那時卻是談判的機會，可惜張宋兩位都沒有與他們誠意談判，失此機會。后來日本不守塘沽協定，節節推進，占領地方已不少。雖然占領的只是點與線，已使國軍攻守為難。目下日本政府已沒有控制軍人之力，要想和平解決，攝于軍人，無從談起。軍人氣焰愈高，欲望越大，少壯軍人已漸抬頭。此時我們決不能談和，為民族為國家，只有抗戰到底一途了。蔣聽了微點首。……后眾異問我，君向主親日，何以對蔣先生說抗戰到底的話，莫非違心之論？我曰不，所說的都是由衷之言。我主張親日，不是親帝國主義者的日本。現在他們侵略我國，與我為敵，怎能再講親善？”
抗戰爆發后，日本想延攬舊北洋政府各部次長以上的官員出來任職，曹、陸、章三人都拒絕了，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華北偽政權給他掛了個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和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的頭銜，據說曹汝霖并無實權，從不到職視事，不參與漢奸賣國活動。章宗祥1928年后寓居青島，1942年亦被掛上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的頭銜。抗戰勝利后戴笠進北平捉拿漢奸，首先就把曹、章扣了起來。后來曹汝霖給蔣介石寫信，聲明自己一直經商，從未出任過偽職。蔣接信后讓戴笠放人。戴笠并當場向曹汝霖致歉。曹又代章宗祥求情，證明他也不曾出任過偽職。蔣介石問明其人就是五四運動中挨打的那個“章”以后，也下令把他放了。
曹汝霖1949年逃往臺灣，后至日本、美國。死于底特律，生前對五四運動這一重大事件及人事紀葛仍念念不忘，他在《一生之回憶》中對五四有這樣的評價：“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來，于己于人，亦有好處。雖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又聞與此事有關之青年，因此機緣，出國留學，為國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脫離政界，得以侍奉老親，還我初服。所惜者，此事變化，以愛國始，而以禍國終，蓋學潮起始，由于學子不明事實真相，誤聽浮言，激于愛國心，以致有越軌行動，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長蔡孑民先生，發表談話，勸學生適可而止，學潮似已平息；然反對者以尚未達到目的，又鼓動街頭演說，加以背后有組織，有援助，遂擴大范圍，游說至上海等處。迨至我們三人下臺，錢閣引咎，蔡校長亦辭職南下，反對者已如愿以償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