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村寧次是侵略中國歷史最久而罪惡最大，是日本派遣軍一切戰爭罪犯中的首要戰爭罪犯。一九二八年，他任駐華日軍步兵聯隊長，參加侵占濟南的戰爭，是濟南慘案的劊子手之一。一九三二年任日軍駐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參加侵占上海的戰爭，一九三三年代表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簽訂侵略中國主權的《塘沽協定》。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歷任日軍第一軍司令官、駐華北派遣軍總司令、第六方面軍總司令和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在中國實行了極其殘酷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可是，在他的同伙都遭受應有懲罰的時候，這個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鮮血的大劊子手岡村寧茨居然安居南京，逍遙法外。為什么岡村寧次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呢？

1945年，日本投降在即。由于此前一直避免與日軍主力進行決戰，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軍大部分還都集結在四川、貴州一帶的大后方，根本不可能迅速趕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接受日軍的投降。

8月16日，蔣介石致電岡村寧次，令其繼續就地堅守，并負責維持地方秩序，所有武器裝備必須移交給國民黨中央軍，決不可擅自移交給其他任何軍隊。

岡村寧次立即復電給蔣介石：遵令執行。同時命令所屬部隊，在原地等待重慶政府的軍隊來接收，對共產黨軍隊的任何要求，堅決予以拒絕，必要時可以進行武力“自衛”。

9月9日，國民黨政府舉行接受日軍投降儀式后，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于10日上午親率部分高級將領，與岡村寧次“親切會見”，雙方就反共合作問題進行了密談。何應欽等人稱：“日軍并非戰敗，中國軍亦非勝利，讓既往之事付諸東流，而致力于中日合作。”顯而易見，此時所謂的“中日合作”，無非就是共同對付中國共產黨。果然，何應欽繼而提出“對日的戰事結束了，國共戰爭就要開始。我們對共產黨作戰困難不少，蔣主席說要請貴軍協助”。

1946年6月，國共兩黨的戰爭全面爆發。在何應欽、湯恩伯等人的建議下，岡村寧次被秘密聘為國防部高級軍事顧問，以發揮他所謂的軍事“天才”。此前，岡村寧次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時根據對八路軍作戰的經驗而編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譯成中文后大量印發給國民黨軍各級指揮官。

在這個敏感的時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已經在東京正式開庭。1946年8月和10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兩次發出傳票，敦促中國政府盡快把岡村寧次送到東京接受審判。中國八路軍延安總部公布的日本侵華戰犯的名單中，岡村寧次同樣被列為頭號戰犯。

此時的岡村寧次已經是年過六旬的老人，當他的同伙們都一一受到歷史懲罰的時候，他卻還在積極參與著中國的內戰，其原因就是他對中國有著豐富的侵略戰爭的經驗，這些經驗讓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們對岡村寧次甚至產生了迷信，以為憑借岡村寧次的點撥，就可以扭轉戰場上一潰千里的頹勢。

1948年3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派員來到南京政府國防部，聲稱將把岡村寧次直接帶走，因為整個日本戰犯的審理工作即將結束，再不送人過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都要解散了。國民黨當局在左右為難之際作出這樣的決定：對外稱岡村寧次因肺病正在監視居住，待病好后再將其送回國內。同時還為其出具了病歷證明，把國際軍事法庭的代表草草打發回東京。5月，國民黨當局以“岡村并未參加日本侵華的中央系統組織，其行為僅與在中國戰場上發生的事有關，因此不需送往東京處理”為由，決定在中國國內審判岡村寧次。7月7日上午，岡村寧次接到南京政府國防部軍事法庭的傳票，令其于12日到上海市商會禮堂接受中國政府的的審判。

對岡村寧次的判決書內容如下：

“被告岡村寧次無罪。理由為：本案被告于民國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各會戰中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松井石根、谷壽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殺事件等，均系被告就任以前發生之事，與被告無涉……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該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萬大軍聽命納降……綜上所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反國際公法之行為。應予喻知無罪，以期平允。”

之后岡村寧次被蔣介石聘為臺灣高級教官，日本右翼勢力任其為“日本戰友會”副會長。1966年病死于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