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之前，蒙古至少在名義上是歸順清政府的。民國初建后，清末宣布獨立的中國各省重新歸于民國政府，而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們卻脫離了這一進程，開始宣布獨立建國，軍隊包圍了庫倫的蒙古辦事大臣衙門，中國官員被驅逐。

其后，在袁世凱民國政府時期，經過與沙俄多次談判，并先后簽訂了《中俄聲明》、《中俄蒙協約》，明確規定：“外蒙古承認中國宗主權。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不僅如此，１９１５年６月17日，陳箓被袁世凱任命為第一任都護使，兼任庫倫辦事大員，代表中國施行在外蒙古之宗主權。

在以賣國復辟著稱于世的袁世凱手里，外蒙尚屬金甌一角，仍在我中華版圖之內！

１９１７年，俄國十月革命后蘇俄宣布一切對外不平等條約，并斷絕了對蒙古的外援支持。斷了奶的蒙古在內憂外患之下，很快陷入財政困難、社會混亂境地，庫倫當局難以自保，開始向民國政府求援。

１９１８年初，俄國新舊兩黨在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激戰，嚴重威脅恰克圖安全。按照《中俄聲明》、《中俄蒙協約》規定，中國政府不能在外蒙駐軍，北京政府都護使兼庫倫辦事大員陳毅（非ＴＧ之陳毅）趁機勸說外蒙政府請求中央政府出兵。１９１８年５月２８日，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同意由內地調派騎兵兩營、步兵一營，攜帶山炮、機槍，協助外蒙鞏固邊防。北京陸軍部遂指派綏軍騎兵第四團高在田所轄的兩營部隊從歸綏(呼和浩特)出發，經察哈爾進入外蒙，第一批部隊于9月14日抵達庫倫。

自此，在得到外蒙首肯的情況下打破了《中俄蒙協約》關于“中國政府不能在外蒙駐軍”的規定！

１９１９年６月，外蒙當局面對日本人扶持的“謝苗諾夫”勢力的威脅，主動向北京政府求援：“求發大軍救援”，不僅如此，還明確提出“來軍愈多愈速為妙”。陳毅立即電告北京：“大兵入境后，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決，永奠蒙局！”并懇請北京政府“立排困難，積極進行，速派重兵進入外蒙”。于是，北京政府命令西北籌邊使徐樹錚火速率軍前往外蒙。

在此情形之下，外蒙取消“自治”形勢一片大好，倘若北洋政府能夠妥善處理此事，也不至于落到今日海棠葉殘，金甌痛缺的局面了！

1919年10月，徐樹錚率領中國西北邊防軍第一師，計步兵二旅，騎兵一團，揮師出塞，向庫倫進發，拉開了中國軍隊收復外蒙的戰幕。

徐樹錚是典型的中國傳統謀略型將領，外蒙古地域遼闊，中國軍隊實際上兵力不足，且軍械皆來自國外貸款，徐定謀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強”，虛張聲勢，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張揚，自以為能成為左宗棠做收復新疆之第二人，直取庫侖。徐樹錚自率主力一旅兵臨庫倫。1919年11月，徐樹錚的部隊開進了烏蘭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稱臣。展迅速，俄國方面內亂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應，只能坐視中國軍隊占領外蒙各要點。

庫侖當局和戰不定，加上中國軍隊為西北邊防軍精選的勁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對這支軍隊基本不敢抵抗，對于異動者，徐輕袍緩帶，于門哥托草原擺下鴻門宴，殺一儆百，從而造成了當地蒙古高層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國軍隊交戰的是原俄國顧問變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們只是劫掠物資，并無政治目的，因此無法阻擋中國軍隊的前進。中國騎兵曾經和俄軍交手，對所謂哥薩克騎兵的騎術也并不恭維，他們唯一比中國軍隊厲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時候敢于雙手放開，依靠雙腳控馬，依然能夠持槍還擊。而中國軍隊只有上坡的時候敢做這個動作。一路上徐樹錚記錄日記，對在外蒙古看到長城非常詫異，他懷疑是秦代長城的余脈，并認為應該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強中華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還是在軍事上，他認為外蒙威脅西伯利亞交通，蘇俄如有機會，必進占我邊疆領土，便占領庫侖，不得全功，因此隨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隊離開主力，攻取買賣城(今恰克圖)、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地。因為中國軍隊進 局勢初定，徐樹錚毫不手軟，隨即命令陳毅返回內地，否定“六十三條”(陳毅為此后半生牢騷滿腹，認為徐奪其功)，把外蒙古偽政權的“內閣總理”巴德瑪多爾濟等“請”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對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加以軟禁。在威風凜凜的中國軍隊面前，外蒙古偽政權的高官們頓時沒了威風。

1919年11月17日，歷史會永遠記住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中俄“蒙”一切條約、協定，至此，蒙古全境重歸祖國，尤其是唐努烏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這時終于回到祖國懷抱，中國的版圖在辛亥革命后，此時達到最大的頂點！徐同時向當時的總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孫中山先生發電述職，孫中山先生收到來電后異常喜悅，不顧國民黨內某些人的反對回電慶賀他的大功。 中國政府隨即開始在外蒙古開始實施如引種蔬菜、修建公路、開辦銀行、創刊日報、加強中華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當地的事業。外蒙古及唐努烏梁海的回歸祖國，應是1919年中國最可慶祝的大事。

直皖戰爭后，段祺瑞隱居津門達四年之久。這四年內，他時刻等待著東山再起。與此同時，直系自作孽不可活，曹錕賄選總統，遂將吳佩孚苦心經營的政治資本揮霍殆盡。而且，一山不容二虎，直奉二系兩次大打出手，第一次奉軍戰敗，被迫退出關外；第二次因馮玉祥倒戈，直系慘敗，奉系進入北京。無論馮玉祥還是奉系的張作霖，論資望都不足以做國家元首，他們商量的人選一是段祺瑞，一是孫中山。但當孫中山欣然北上后，他們卻權衡利弊，出于北洋的門戶之見，還是決定擁戴段祺瑞。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臨時執政”。所謂“執政”，是合總統與總理為一，總攬軍民政務，統率海陸軍。段祺瑞再次上臺，成為中華民國的元首，名義上是大權獨攬，實際上僅仰奉系鼻息，受制于張作霖和馮玉祥。不過，張作霖和馮玉祥畢竟是北洋系的自己人，忍忍就過去了，段祺瑞最提防的還是孫中山。孫中山應邀北上時，沿途演講其“國民會議”的施政思想，聲明要廢止不平等條約。段祺瑞卻提出“外崇國信”論，聲稱中外諸條約均應繼續履行。孫中山抱病入京，段祺瑞更是提出召集“善后會議”，以抵制孫中山所主張的“國民會議”。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段祺瑞以腳疾發作為借口，竟然不去參加孫中山的祭奠。

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時，委徐樹錚以特使名義出洋考察，訪問英、德、法、意、美、俄等國。徐樹錚在國外得知段祺瑞的處境，十分焦急。他覺得段祺瑞孤掌難鳴，自己必須回國襄助之。他自知身無一兵一卒，乃擬秘密聯絡張作霖和孫傳芳，對付實際執掌北京的馮玉祥。1925年夏，他從美國返回上海，即拜訪張謇、孫傳芳，商榷收拾山河之計，并致電段祺瑞，擬晉京拜見。段祺瑞深知局勢險惡，極力反對他來北京，但徐樹錚置之不理，終于北上不歸之路。

徐樹錚到北京見了段祺瑞，即口稱老師，行跪拜大禮，段祺瑞連忙回拜，二人相擁而泣。隨后他告訴段祺瑞，關于制裁馮玉祥的辦法，他已經和張作霖、孫傳芳議妥。段祺瑞心中暗喜，但是囑咐徐樹錚要小心從事。不料馮玉祥早已得到情報。徐樹錚乘火車離京返滬、路過天津時，馮玉祥安排下殺局，在廊坊車站命手槍營將徐樹錚亂槍擊斃。

當初，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剛”，即靳云鵬、徐樹錚、吳光新、傅良佐，其中尤以靳云鵬和徐樹錚最為得力，可謂左膀右臂。但靳、徐向來不睦，自徐樹錚組織安福系后，兩人更勢同水火，段祺瑞則傾向于徐樹錚，于是靳云鵬日益倒向直系，加上傅良佐身敗名裂，吳光新避居日本，段祺瑞所能依賴者，其實僅剩徐樹錚一人。如今徐樹錚已死，段祺瑞也就喪失了最后的政治資本，徹底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