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錕，人稱“曹三爺”，直隸天津人，出身貧困，家有五兄弟。曹錕發跡后，他的兄弟們也跟著雞犬升天，其中四弟曹銳做了直隸省長，六弟曹锳做了天津鎮守使。曹錕早年讀過一點書，有些悟性和志氣，因而長大后不愿當農民而自告奮勇地去保定販布。曹錕性情爽直，年輕時好酒貪杯，經常是喝醉了便席地而臥，街上的頑童趁機把他的錢偷走，他也不當回事，只是一笑了之。當別人告訴他是誰誰誰拿了你的錢時，也不去追討。別人問為什么，他笑道：“我喝酒，圖一樂耳;別人拿我的錢，也是圖一樂耳，何苦再去追拿？”

由此，曹錕當時便有了“曹三傻子”的綽號——圖一樂耳！李鴻章在直隸招收新兵編成練軍的時候，曹錕拋棄了他的販布事業應征入伍。數年后，天津武備學堂成立，曹錕得以進入學習，由此改變了他的命運軌跡。袁世凱小站練兵后，曹錕前去投奔并當上了右翼步隊第一營的幫帶。據北洋系的早期元老唐紹儀說，曹錕加入北洋還有這么個典故，說是袁世凱小站練兵時，一日靜坐幕中，聽到外邊有人販布走售，呼賣聲甚為洪壯，袁世凱聽后覺得此人不是常人，于是讓人呼入，此即曹錕。袁世凱見曹錕的相貌雄偉厚重，于是勸其入小站投軍，并屢蒙不次之擢。

由于曹錕的性格寬厚，喜怒不形于色，從來不與人爭權奪利，因此在小站時其實并不算特別出名，而且提升并不算快。事實上，直到同他一起練兵的那些同袍基本上都做過鎮統制了，曹錕才在1908年混上第三鎮的統制。據《民國官場現形記》說，曹錕為人豪爽，平時又喜歡以老大哥自居，動輒呼人“老弟”。他對于部下的軍官兵士，一律實行有福共享主義。一年冬天，曹錕特地購置了一萬件皮袍，凡屬直系軍官，每人發一件;又買幾萬袋曲粉，每兵士賞給兩袋，因此部下歡聲載道，士卒樂于效命。

更有意思的是，曹錕在散給皮袍時還親自演說：“咱們軍人向來有個‘同袍’的名字，所以我今天每人賞一件羊皮袍子，就是實行‘同袍’二字的意思”。下面人聽了這個歪解，也都忍俊不禁。雖說是小恩小惠，卻很能買服人心，這點曹錕不傻。曹錕做事一向沉穩，穩打穩扎，不像某些人沖動冒進，反逐漸成了氣候。在袁世凱死后，曹錕、吳佩孚先在直皖戰爭中趕走段祺瑞，隨后又在直奉戰爭中趕走了張作霖，其后直系勢力已經成為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軍政集團。這時，曹錕可就不僅僅滿足于當個地方軍閥，而是要嘗嘗當總統的滋味了。曹錕是軍人出身，也沒有在政壇上混過，對政治其實是一無所知的，但他把握住了民國政治的最核心要素：錢！可不是，“有錢能使鬼推磨，沒錢萬事莫開口”，有錢什么都好辦，古今一理。

1923年，在把臨時客串的黎元洪逼走后，曹錕的賄選便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具體工作當然不需要曹錕親自出面，主要是由他手下的吳景濂等政客四處活動。按說，總統選舉已經進行過好幾次，但沒有一次比這次更直接……那就是：賄選！賄選幾乎就是公開透明的，明碼標價，童叟無欺，議員投曹錕一票，便可得5000元支票，選舉成功后兌現。在金錢的誘惑下，一些原本反對直系的議員也紛紛返回北京，準備領取這5000元去投曹錕的票。在9月10日的預選會上，出席議員高達500余人。不過，按臨時約法的規定，總統選舉須3/4的議員投票，雖然當時的支票已經發出去570余張，但還是沒有達到法定出席人數。

為了能在10月10日的國慶日舉行總統就職典禮，曹錕隨后加大了賄選的力度。當時為在10月5日的總統正式選舉大會上湊足大選的法定出席議員人數，曹錕還派人成立了“暗察處”，防止議員擅自離京。搞笑的是，反對曹錕賄選的勢力也在六國飯店設點唱對臺戲，并以每人8000元的代價收買不投票的議員，但終因財力有限，所收買的議員不過40人，其中還有幾個是兩邊拿錢的。

10月5日，總統選舉會正式舉行，但吳景濂走進會場一看，簽到者遠未及法定人數，于是他宣布簽到人數夠了再進行選舉，但一直等到中午時分，簽到的議員也不過400人。吳景濂這下急了，他在曹錕的同意下臨時決定，只要議員出席會議，即使不投曹錕的票，也發給5000元支票。隨后，吳景濂調來幾十輛汽車，派出可靠的議員分別去勸或去拉同鄉同黨的議員，并規定每人至少要拉一個回來。于是乎，議員們分頭四出，會場外汽車喇叭聲滴滴亂響，好一派熱鬧非凡的景象。由于曹錕不能當選，支票就不能兌現，因而那些財迷心竅的議員們都費盡力氣的前去拖人，好幾個正生著病的議員也被他們拉了來。一直挨到下午1時20分，簽到的議員才達到590名，這才搖鈴開始投票。下午4時唱票結束后，曹錕以480票當選為民國第六任總統。

曹錕這次賄選總統耗費巨大，除了每張選票5000大洋外，還需要給那些上下奔走的政客們酬勞，另外還有招待費、秘密費，加起來不下千萬。這筆錢到底是誰出的，現在也無確切結論，但曹錕自己支付了一部分應屬無疑，而其他可能是公款，比如直系各省發行的公債、借款等。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曹錕的賄選在程序上完全“合法”、完全公開，而且，他又沒有采取任何的暴力，即便是有人拿了錢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手段加以報復。“一個愿買、一個愿賣”，正如曹錕某部下說的：“花錢買總統當，總比拿槍命令選舉的人強多了！”至于那些拿錢投票的議員們，則被人罵為“豬仔議員”，而這正是民國第一屆國會的各路俊杰們(宋教仁大獲全勝的那次)。民國初年的時候，國民都對“議會政治”充滿了幻想和無盡的希望，誰曾料到這幫人竟成了今天這副模樣？別說議員，就連一般的民眾也比不上啊(不過民眾是否會拒絕這5000大洋，這恐怕誰也不能保證)。

第一屆國會俗稱“八百羅漢”，但說實話，這里卻沒有一個羅漢是民眾自己選舉出來的。他們這些人，原本是各省的革命黨和立憲派，或者是一些社團的領袖，或者一些要人指定的人選，說白了，這些人獲得候選資格，并不是選民推舉出來的，因此也不需要代表誰。當然，這些人中間并不缺少才智之士，但民國初年的政治環境，那就是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腐爛的政治醬缸。眾多的革命黨、立憲派、社團領袖丟棄他們的理想而變成幫閑政客，為了5000大洋而甘做豬仔議員的人，實在是大有人在。宋教仁先生倘若地下有知，看到這些人又會作何感想呢？那些認為宋教仁不死便可以帶領中國走向憲政之路的想法，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實在是荒唐可笑的一廂情愿罷了。

民國的政壇，可就是一個超級無敵大醬缸啊。最可恨的是，這些議員們領著豐厚的年薪，每次會議還可以拿到的高額出席費補貼，但他們又干了什么呢？開會的時候黨同伐異、吵鬧不休，大部分事情都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而議員應該參加的會議，經常因為法定人數不足而流產。在1916年恢復國會后的數月之內，除了議定議員薪酬一事，其他一無所成，至為荒唐。當時的很多議員，個人生活極其糜爛，吃喝嫖賭，抽鴉片，喝花酒，無所不沾。北京的“八大胡同”，便是當年國會議員們最愛光顧的地方，倒是為拉動消費做出了重大貢獻。如此議員，焉能成為國民之表率，又豈能為國為民謀福利？

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說過，先進民主國家中的議會制度，都是數百年不斷的實踐而慢慢地一級一級發展起來的結果，我們來個速成班，搞東施效顰、一步登天，哪有這么容易呢？此不是政黨政治而是幫會政治，所謂“朋黨制”也。曹錕當選總統后，唯一值得稱道的是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正式憲法，這也算是國會議員們近十年才完成的一項重大工作成果。可惜的是，這部憲法雖說是十年磨一劍，但在賄選的惡名下，又有幾人知，又起到了什么作用，這都是難以猜想的未知數。在槍桿子說了算的年代，什么狗屁憲法，根本不管用，何況還是賄選的。

倒是曹錕，因為這事而暴得大名(可惜是個惡名)，為人所熟知。想來這“曹三傻子”花了大價錢去當這個賄選總統，恐怕也是性情中人，大概就是“圖一樂耳”。12年前，袁克文曾經勸父親袁世凱“莫到瓊樓最上層”，但對曹錕來說，民國大總統便是他的最高層，此君有幸到此一游，無怨無悔，所以后人們也就別為他惋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