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與郭嵩燾都是出生于湖南湘陰的晚清名臣，但是在他們的桑梓之地，兩人的境遇大相徑庭。多年前湘陰縣城就有一條街道命名為太傅路，縣城唯一的市民廣場叫左宗棠廣場，有一家酒店叫左宗棠大酒店;至于左宗棠故居、左文襄祠更是湘陰縣城重要的人文景點。左宗棠在湘陰幾乎是家喻戶曉，而直到兩年前，湘陰縣城外擴，一條新的街道才命名為嵩燾路。郭嵩燾身后的寂寞與左宗棠無盡的哀榮其實在他們去世之時早已顯現出來。

光緒十一年(1885)左宗棠在福州黃華館行轅欽差任上去世，朝廷接到喪折后立即詔諭天下，追贈太傅，謚號文襄，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并建專祠于湖南及立功諸省。六年后的光緒十七年(1891)郭嵩燾去世，李鴻章上奏朝廷請宣付國史館為郭立傳并請賜謚號，但都遭拒絕。朝廷上諭再次強調：“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準行。”左與郭命運的反差其實就在于前者成就了赫赫事功，無可爭議;而后者言論卻“頗滋物議”，郭氏的思想價值不是蕓蕓眾生都能領悟的。左宗棠一生成就了三大事功，其一為“平定”太平天國與陜甘回民起義，其二為興辦洋務事業，其三為收復新疆。

左宗棠早年的經歷卻不那么順心遂意。左于道光十二年(1832)中舉人，之后多次參加會試，屢試不第，曾作鄉村塾師謀生。其名山事業的起點在咸豐二年(1852)，其時左宗棠已經四十歲了，生命的歷程已過大半。這一年太平軍圍攻長沙，湖北巡撫胡林翼向湖南巡撫張亮基推薦左宗棠做幕僚，幫辦軍務。開始左宗棠猶疑不決，郭嵩燾極力勸其出山。從入幕湘撫開始，左宗棠只用了十一年時間，就從一個舉人而升為總督，先后總督閩浙、陜甘與兩江，并封伯爵(后封二等侯)。左宗棠事功的頂峰在收復新疆。早在同治六年(1867)，中亞浩罕國的阿古柏就在沙俄的支持下盤踞新疆，自立為王，自立國號為哲德沙爾國，宣布脫離清廷。沙俄趁機占領了伊犁，英國也虎視眈眈，意圖瓜分西北。

光緒元年(1875)，清廷展開了著名的“海防”與“塞防”之爭，李鴻章在奏疏中言：“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煙稀少。乾隆年間平定新疆，傾全國之力，徒然收數千里曠地，增加千百萬開支，實在得不償失。依臣看，新疆不復，與肢體元氣無傷。”左宗棠力排眾議，提出“緩進速決”的戰略，力圖收復，得到朝廷的支持。光緒三年(1877)4月，按左宗棠的軍事部署，劉錦棠率大軍由烏魯木齊南下，一舉攻克達板城，導致阿古柏集團內訌，阿古柏本人被部下所殺，南疆回歸祖國。左宗棠決計乘勝收復伊犁。沙俄一邊通過威脅與訛詐，逼迫清朝使臣崇原簽訂《里瓦幾亞條約》，一邊在伊犁增兵，同時還向遠東派出一支由二十多艘軍艦組戰的艦隊。

面對沙俄的挑釁，左宗棠毫不畏懼，于光緒六年(1880)春擬訂了一個三路出擊，收復伊犁的計劃。5月底，左宗棠命部下為自己訂做了一口棺材，舁櫬出關。全軍將士見年近古稀的主帥氣概如此豪壯，士氣倍增。最終在左宗棠強大的軍事后盾支持下，迫使沙俄與清廷代表曾紀澤簽訂《伊犁條約》，收回部分權益。左宗棠藉此進入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民族英雄的行列。

郭嵩燾也曾汲汲于功名，但不那么順利。道光十七年(1837)郭中舉，這一年他十九歲。第二年第一次參加會試不第，道光二十年(1840)第二次會試名落孫山，道光二十七年(1847)第三次參加會試，終于得中二甲第三十九名，賜進士出身，入翰林院，終于結束了長達十余年的科考生涯。不久母親、父親先后去世，不能進京參加翰林院散館，謀派差職，所以直到太平軍圍攻湖南之前(1852年)，郭一直在家鄉居喪。郭嵩燾國內官場生涯基本上與太平軍活動的時間相始終。咸豐二年(1852)太平軍圍攻長沙，郭力勸左宗棠、曾國藩出山，之后與曾國藩等籌建湘軍，特別是勸曾建水師，可見郭亦渴望立功。但正如曾國藩對郭的評價為“著述之才而非繁劇之才”，其性情篤摯，敢于任事，一旦踏入官場，則多方掣肘，其政治生涯的三起三落注定了其立功大志的落空。

咸豐八年(1858)郭嵩燾入值南書房，成為天子近臣。咸豐九年(1859)咸豐帝命郭赴天津幫辦僧格林沁軍務，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但兩人意見相左，最終郭、僧分手。北塘潰敗之后，僧格林沁說過這樣一段話：“其初殺洋人，人皆歌頌之，(郭)獨力爭以為不可。其后炮石如雨之中，無肯來營者，又獨渠一人馳至。見利不趨，見難不避，天下要有此人！吾深愧當時之不能相察也。”同年九月朝廷命郭赴山東清查沿海稅務，因清廉自守得罪同僚，加上處理不善而受人彈劾，受到連降兩級的處分，仍回南書房供值。郭受此打擊萌生退志，于咸豐十年(1860)請病假回籍。離京之前他為保全左宗棠做了一件好事。原來左宗棠與永州總兵樊燮有隙，樊與湖廣總督官文是親戚，官文奏報咸豐帝謂湖南為劣幕操縱，詔命官文查辦此案，倘有不法情事，即將左就地正法。這時郭嵩燾與吳縣才子潘祖蔭同值南書房，郭對潘說：“左君去，湖南無可支持，必至傾覆，東南大局不復可問。”潘據此上奏，奏折中有“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這句神來之筆，打動了咸豐帝，后左宗棠因禍得福，從此官運亨通。

郭從咸豐十年(1860)開始在家鄉閑居，直至同治改元(1862)才應李鴻章之薦出任蘇松糧道。同治二年(1863)，應兩廣總督毛鴻賓之薦署理廣東巡撫。三年撫粵生涯矛盾重重，捉襟見肘，終因左宗棠四次具奏參劾而去職。郭、左從此交惡，以至左去世后郭仍有這樣的挽聯：“公負我，我不負公”，可見積怨之深。郭之去位，郭、左交惡只是直接原因，還另有深層次的原因，古云“狡兔死，走狗烹”，太平天國平定后，清廷害怕湘軍勢力尾大不掉。雖然曾國藩已有所應對，如遣散湘軍大部分將士，扶植淮軍，但清廷仍要盡可能削弱湘軍集團的實力，郭之去職，不過是措施之一罷了。對此曾國藩當時就敏銳的覺察到了。他在致郭嵩燾弟弟郭崑燾的信中說：“近日原(楊岳斌)、霞(劉蓉)、筠(郭嵩燾)、沅(曾國荃)次第去位，而印(劉長佑)復繼之。吾鄉極盛，固難久耶？思之悚惕。”個中因由，書生氣十足的郭嵩燾怎能參透？郭于同治五年(1866)交卸廣東巡撫，朝廷曾復授其兩淮鹽運使之職，雖是降職，卻是肥差，但郭退隱之心已決，遂乞病開缺回籍，閑居八年，潛心讀書著述，掌教城南書院，繼續關心洋務事業。

同治十三年(1874)詔命郭嵩燾赴京陛見，抵京后恭親王奕當著郭的面在大學士寶鋆和沈桂芬之前稱贊郭“此人洋務實是精透”。可見朝廷此次重新啟用他，是沖他“精透洋務”而來的。光緒元年(1875)正月慈禧太后詔見，二月得旨簡放福建按察使，七月詔命開缺，并任命為兵部左侍郎、出使英國大臣。郭接到任命后，不顧多方反對，毅然以六旬之年、老病之軀遠赴重洋，出使英、法。光緒二年(1876)十月十七日晚，郭偕副使劉錫鴻一行從上海登船，十二月初八抵倫敦，任中國首任駐英公使，光緒四年(1878)正月又兼任駐法國公使。如同國內仕途不暢一樣，郭出使其間亦是矛盾重重。首先是《使西紀程》的刊刻遭到國內守舊士大夫的猛烈抨擊，鬧到毀版才收場，其次則是副使劉錫鴻對郭的參劾。光緒五年(1879)郭離開倫敦取道法國東歸，駐節英、法兩年整。郭回國后決計引退，在家鄉賦閑十二年，直到光緒十七年(1891)病逝于長沙。縱觀左宗棠與郭嵩燾的人生軌道，左早歲蹉跎，四十歲才開始發跡，之后卻飛黃騰達，封侯拜相，成就了非凡事功。而郭嵩燾盡管不到三十就已得中進士，然而一生仕途坎坷，毀譽參半，到其晚年還得了個“漢奸”的罵名。

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之說，唐人孔穎達對三者分別做了界定：“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眾濟”;“立功謂拯危救難，功濟于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馮友蘭談及三不朽時說：“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學問、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謂立言、立功、立德，所以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資、命運、努力。”偉大事功的成就需要把握時代的賦予的機遇，左宗棠之成就正是時代的風云際會，正如郭嵩燾挽左宗棠的聯語“世需才，才亦需世”，左宗棠無愧于那個時代。“立言”，也即為那個時代提出振聾發聵的真知灼見，更需要大智慧，大勇氣。郭氏為“著述之才而非繁劇之才”，曾國藩確有識人之明，因之，郭氏終為一個求真而不迎合于流俗的文人，正是這一內在的因素使他具有開放的心態和高遠的識見。郭氏思想的超前性與中國傳統文化機制的保守性的要求必然發生沖突，“古來圣賢皆寂寞”，每一個思想的先行者都是在歷史的行進中拖著一條孤獨的影子踽踽獨行。

郭既為洋務派，承認洋人有高明之處，諸多新政措施出自其倡議，頑固守舊之輩自然對其誹謗有加，處處作梗。同時郭的洋務見識又遠在曾、左、李諸人之上，認為西洋技藝強盛之根本在政教、人心和風俗，出使之后甚至提出了“君民兼主國政”的思想，實為維新派之先聲，這些言論自然為洋務派所不容。特別是郭反對輕言戰事的外交思想更為世人所非議，直至他去世近百年后，仍有人批之為投降派、“漢奸”。“弱國無外交”，這是世人的共識，其實正是弱國才更需要外交，郭氏依其理勢觀認為國家落后才更需要保持穩定的外部環境，學習西方，富國強兵，因此反對用戰爭來解決爭端。正因為郭的識見遠高于流俗，所以才有多方的群起而攻，正如嚴復在挽郭的聯語中所云“惟公負獨醒之累，在昔蛾眉謠諑，離憂豈僅屈靈均”，這是時代的悲哀，是“立言”的智者與勇者的悲哀。當今，郭嵩燾的價值在學術界、思想界得到廣泛的認識。近三十年來關于郭嵩燾的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點，論文、專著不計其數，特別是今年湖南岳麓書社出版了《郭嵩燾全集》，計八百余萬言，為進一步研究郭嵩燾提供了豐富的資料，郭的價值必將真實的立于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