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先生在其《王安石傳》一書中，對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可謂推崇備至。同樣身為改革家的梁先生說：“荊國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波;其氣節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之事功，適應于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

當然，任公之言畢竟只是一家之言。王安石生前身后所受爭議之大，歷史上能出其右者可能不多。王安石主要是因變法而名留青史的，在當時和其后，對他變法的正誤得失就一直是政治家和史學家們爭論不休的話題。此外，其孤傲執拗、剛愎自用的性格，無疑也是引起爭議的原因之一。認識王安石，了解王安石，為人為政均大有裨益。

王安石將他的變法理念付之于行動，是宋神宗上臺以后的事。宋仁宗當了40年皇帝，其間也有過像范仲淹、包拯這樣的名臣，然大廈將傾，獨木難支，總的說來，宋王朝的光景是每況愈下。宋神宗上臺時，兼并之風日盛，國家是越來越不景氣。宋神宗是20來歲時上的臺，年輕人，朝氣蓬勃，想有一番作為，但仁宗和英宗給他留下的老臣，都幫不了他什么忙。他身邊有個官員叫韓維，倒能給他一些好的建議。這韓維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他的建議只要一得到宋神宗的夸獎，他就會乘機舉薦王安石，說：這些意見都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說的。說得多了，宋神宗也就對王安石有了一個好的印象了。那時，王安石因母親過世而一直守喪在家，宋神宗便下了道命令要王安石進京來。

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奉召進京，來到京城，神宗皇帝即召見他，問：治理國家，首先要抓些什么？王安石答：首先是要選擇治理國家的方法。皇帝又問，向唐太宗學習可不可以呢？宋神宗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為貞觀之治是后來想有所作為的皇帝們向往的，不料王安石并不把貞觀之治十分放在眼里，回答說：何必學唐太宗呢？要學就學堯舜之道。堯舜之道，非常簡便、關鍵、容易，只是后來的人不能正確地理解，便以為高不可攀罷了。宋神宗很滿意王安石的回答，王安石進京的第二年，就讓他當上了副宰相，參與執政。王安石參與執政時的朝廷，暮氣沉沉，有“生、老、病、死、苦”之說。生，指的是王安石，他得到神宗賞識、委以重任時，年方49，正當年富力強之時，他又決心一展平生大志，故謂之生;當時的宰相曾公亮已年過70，遇到事情需要表態時就哼哼哈哈，到底是行還是不行沒有一個準信，謂之老;另一宰相富弼，年65，三朝元老，見神宗重用王安石，他又不贊成王安石的變法思想，便干脆常常稱病不到朝廷上班，謂之病;副宰相唐介，在王安石上任兩個月后便病死了，謂之死;還有一個副宰相叫越抃，反對王安石變法但又知道反不了，于是常私下叫苦，謂之苦。執掌政權的中樞大臣除王安石外，竟然是“老、病、死、苦”，王安石處境之難可想而知。他要推行變法，顯然不能依靠這些老、病、苦的人，于是，他大刀闊斧，該退的退，該上的上，經過一番人事調整后，就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地推行起他的變法來了。

王安石的變法，涉及到治理國家的方方面面，從宏觀上看，可以分為理財、強兵、育才三個方面。當時兼并之風日盛，青黃不接時大多數農民遭受有錢人家的重利盤剝，大姓巨賈壟斷操縱市場，差役繁重，不少人家因之傾家蕩產。王安石的變法，正是針對這些弊病進行的。如青苗法，就是當農民在青黃不接時，由官家借錢給他們，秋收時還，年息二分。當時地方上設得有常平廣惠倉，豐年時買谷儲藏，荒年時平價出售，但荒年不常有，廣惠倉也就常有積壓，積壓久了，糧食霉變造成浪費。新法將廣惠倉的錢不再買谷積壓，而是借給農民并收息，這樣做于國于民都是好事。現在頗為時行的“農貸”，不知是不是和這青苗法相似？又如均輸法，就是將各地方對朝廷的上貢改為中央直接采購。地方上貢的貨物，不一定就是朝廷需要的，而且很多地方距京城路途遙遠，貨物運到朝廷往往得不償失。新法是將這些貨物就地集中賣掉，然后將錢給中央，中央則按需要就近采購。又如市易法，就是為了打破大姓巨賈對市場的壟斷，王安石為此設置了“常平市易司”，賤時買進，貴時賣出，既可平衡物價，又為國家增加了收入。在強兵方面，他制定了保甲法，即十家為一保，家有兩男以上的取一男為保丁，保丁發給武器，平時種地，戰時打仗。這個措施與裁兵法一道，寓兵于民，既節省了國家大量的軍費開支，又保證了國防需要。在育才方面，王安石和他的弟子一道，對《詩經》、《尚書》和《周禮》重新注釋，并以此為教材，改組太學，擴大招生名額，不再錄用只會吟詩作賦的人，而是錄用懂得經世之術的人。公平地說，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不僅對當時的弊病有著極強的針對性，誠如梁啟超先生所言：“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由此可見，他的思想確實是非常超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