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濤的判斷是：“載灃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為人，我知道的比較清楚。他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即無用之別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規律，內廷當差謹慎小心，這是他的長處。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

本文摘自《鐵與血的挽歌：1911大清國是怎么沒的》，作者：王巍 范曉軍，出版：新華出版社

載灃，醇賢親王奕譞側福晉劉佳氏所出，光緒異母弟，1883年生，次年封不入八分輔國公。所謂“八分”就是八祥標志，即朱輪(紅車輪)、紫韁(乘馬用紫色韁繩)、寶石頂(一品用珊瑚頂，寶石在珊瑚之上)、雙眼花翎、牛角燈、茶搭子(盛熱水用，略同現今之暖壺)、馬坐褥和門釘(府門上銅釘)。

載灃7歲晉封奉恩鎮國公，8歲承襲王爵，17歲內廷行走，18歲補授內大臣、正白旗漢軍都統，19歲管理新舊營房事務，23歲管理健銳營事務、調補滿州正紅旗都統，24歲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25歲補授軍機大臣，至此以攝政王而監國。

這些職務都是些只拿俸祿不用干活的神仙差使。讓這位“生長于深宮之內，養育于保姆之手”、掛個虛職而從未主持過軍國大計的公子哥成為一個大國領袖，可見閱人無數、善于馭人的慈禧是懷有私心，也是迫不得已的。

載濤的判斷是：“載灃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為人，我知道的比較清楚。他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即無用之別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規律，內廷當差謹慎小心，這是他的長處。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慈禧太后執掌政權數十年，所見過的各種人才那么多，難道說載灃之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嗎？我想決不是。她之所以屬意載灃，是因為她觀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載灃好駕馭，肯聽話，所以先叫他做軍機大臣，歷練歷練。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時候，光緒帝雖先死去，他仍然貪立幼君，以免翻她從前的舊案。但他又很明白光緒的皇后(即后來之隆裕太后)亦是庸懦無能、聽人擺布之人，決不可能叫他來重演‘垂簾’的故事，所以既決定立載灃之子為嗣皇帝，又叫載灃來攝政。這仍然是從她的私見出發來安排的。”(《晚清宮廷生活見聞》)

載灃的兒子被立為嗣皇帝，嫡母是慈禧之妹，妻子瓜爾佳氏又是慈禧親信榮祿的女兒，本人雖忠厚有余、魄力不足，但立場堅定。這些都是“硬件”。在還想干個十年八年的老佛爺看來，孩子老實聽話才是最關鍵的，子少父弱也許是最理想的，這樣的人不用那還用誰呢？

讓“自己人”接班，是封建制度下權力交接的必然選擇。能力可以培養，經驗可以積累，而一個“根正苗紅”的好出身卻不是人人都具備的條件。這種任人唯親的權力交接方式，也注定了王朝必然滅亡的結果。

“有書真富貴，無事小神仙”。載灃深受其父老醇王的影響和熏陶，從小在王府受到過良好的教育，養成了謙遜好學的品格，做人做事都比較低調，并不是個權力欲極強的人，也有些自知之明。得知讓其監國攝政的消息后，他“叩辭至再”，無奈老佛爺決心已定，懿旨已下，“萬分無法，不敢再辭”，也只好硬著頭皮走馬上任了。

載灃每天很早就來到乾清宮，試圖像雍正爺那樣親自批閱來自全國各地和中央各部門的奏章，“而苦不得要領，往往辭不達意。有入覲者，常坐對無言;又進言者，分不清是非曲直;即請機宜，則囁嚅不能主斷;且所言常不切主旨，多為從何處來，到何處去之類，無關宏旨。”(金梁：《光宣小記》)

出使德國的李經邁臨行前向載灃請示有關工作，這位新領袖莫名其妙地說了三句話：“你哪天來的？”“你哪天走？”“好好，好好干，下去吧！”(溥儀：《我的前半生》)

湖廣總督瑞澂“以疆事”入見欲有所陳，載灃卻說：“汝疾病尚未愈乎？”除了詢問病情，別無他言。(胡思敬：《國聞備乘》)

政治是一門大學問，成為一個合格的政治家需要長期的實踐和磨練。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載灃的資歷、經驗和秉性均顯不足，關鍵是他對“厚黑學”沒有真學、真懂、真用，這也許注定了他作為政治家失敗的命運。然而，對于這位80后的年輕人來說，突然間把他放到這么重要的位置，擔上這么沉重的擔子，面對這么錯綜復雜的局面，有些不知所措的窘狀也是可以理解的。權力似乎有一種魔力，讓擁有它的人絕然不肯舍棄，并想方設法去鞏固它、擴大它。“新手上路”的載灃畢竟身體里流淌著愛新覺羅皇族的“藍血”，他盡力用勤勉的執政風格來彌補性格的缺陷和能力的不足，本能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竭力鞏固他的攝政統治，試圖挽救大清國面臨的種種危機。

載灃首先認識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立規矩，訂禮儀，樹立個人權威，這是必須的。

順治年間的攝政王儀注規定：“凡文移皆書皇叔父攝政王。一切大禮如圍獵、出師、操驗兵馬，諸王公大臣都要列班跪送和跪迎攝政王。遇元旦及其他主慶節日，滿漢文武大臣在朝賀皇上后，還要往賀皇叔父王。”(郭松義等：《清朝典制》)多爾袞攝政而不監國;載灃既攝政又監國，就應該“今體制較昔尤尊嚴也”。(金梁：《光宣小記》)

還在溥儀未登基時，載灃就以宣統皇帝的名義發了一道諭旨：“欽奉大行太皇太后懿旨，軍國政事均由監國攝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國政，黜陟賞罰悉聽監國攝政王裁度實行。自朕以下，均應恪遵遺命，一體服從。懿親宗族，尤應懔守國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觀望玩違，暨越禮犯分，變更典章，淆亂國是各情事，是即致以國法，斷不能優容姑息，以致敗壞紀綱”。(《清朝續文獻通考》)這道詔書有理、有力、有節，義正辭嚴地再次重申了載灃監國的合法性和不可侵犯性，并對那些“拿豆包不當干糧”的潛在政敵進行了嚴正警告。

閃亮登場后，為進一步強調自己監國地位的正統與尊榮，載灃又以宣統皇帝名義公布了內閣等衙門議定的《監國攝政王禮節總目十六條》，規定：

1、告廟。“監國攝政，典禮崇隆，應請諭旨，擇期派員告祭太廟”。

2、詔旨。“軍國政事及黜陟賞罰，悉由監國攝政王裁定，仍以諭旨宣示施行。凡重大事件，有必須請皇太后懿旨者，由監國攝政王面請施行，他人不得擅請、擅傳”。

3、稱號。“監國攝政王在皇太后前稱臣，行臣禮。諭旨內稱監國攝政王時不書名。監國攝政王稱皇上為皇帝，對眾自稱為本攝政王，貝勒以下文武大小臣工皆稱攝政王”。

4、代行祀典。“皇上未親政前，所有壇廟大祀及現在喪祭，均由監國攝政王代詣行禮”。

5、軍權。“皇上有統帥全國海陸軍之權，凡憲法綱要內所定皇上大權關系軍事者，即屬之于攝政王。其京外旗綠各營、海陸各軍，應歸攝政王節制、調遣”。

6、典學。“皇上典學時，學業及師傅勤惰，均應由監國攝政王考察照料”。

7、朝會班次。“凡遇皇上升殿受賀，及萬壽圣節，監國攝政王皆不與列，在宮中行家人禮。如遇皇太后慶賀大典，監國攝政王另班行禮，毋庸隨班。王公百官于朝賀后，分班詣監國攝政王前致賀”。

8、朝見座位。“擬請于養心殿中設御座，并設案，東側設監國攝政王座，座前亦設案。王公百官遇有應行跪安、謝恩各禮節，皆向御座恭行。每日召見王公百官，該員先向中設御座跪安，起，入東暖閣啟對”。

9、鈐章署名。“凡有諭旨，均請攝政王鈐章，由軍機大臣署名，然后遵奉施行。至攝政王如有面奉之懿旨，一并由王署銜鈐章，軍機大臣仍均署名”。

10、文牘款式。“凡臣工章奏，仍書皇上圣鑒字樣”。

11、代臨議院。“議院成立時，監國攝政王應代行蒞會之禮，資政院開院時，亦由監國攝政王代行蒞院”。

12、外交。“凡與各國訂約遣使，均由監國攝政王主持”。

13、輿服護衛。“監國攝政王于乾清門外升輿”，其輿服、護衛、從官，比照多爾袞攝政時體制。

14、用度經費。“攝政王用度經費，每年由度支部撥銀15萬兩，交內務府支應”。

15、邸第。“擬請于中海迤西集靈囿地方，建監國攝政王府第。另于東華門內三所，為監國攝政王隨時起居休息之所”。

16、復政。“俟皇上年長學成，屆舉行大婚典禮時，大小臣工集議，合詞陳清皇上親裁大政”。(陳瑞云：《宣統帝》)

載灃這個被許多人寄予殷切期望的“賢王”，滿腦子還是家天下的帝王思想。以上“十六條”可謂面面俱到，細致入微，滴水不漏，不知不覺中把皇上他爹抬到與皇上差不多的尊貴地位。

1909年，興建攝政王府的工程開工，直到1911年10月尚未竣工，工程總耗銀187萬兩。

攝政王沒享用上的，北洋政府笑納了，先后以此作為國務院、總統府的辦公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此處為國務院辦公區。保留最完整的建筑當屬西花園，亦即西花廳，為周恩來總理辦公、居住的地方。

70年代末，中南海曾進行過大規模的修建。當時還想保留原王府中路建筑的原貌。然而，房屋落架后發現，基礎非常松散，和清代前中期夯土基礎的做法相去甚遠。有些柱子裂縫很大，竟用碎磚填充，用灰抹齊。這樣的建筑，根本無法保留，只好大部分拆掉。

大清國就是被內里蛀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