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哪位學者曾稱岳飛為軍閥 推崇秦檜為愛國者

呂思勉“貶岳尊秦”的特異觀點，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所倡導的愛國家思想有明顯的抵觸，而此刻，又正值國家接連經(jīng)歷“九·一八”“一·二八”事變之后，呂著被查禁，也就在所難免了。

1935年3月16日北平《世界日報》，報道了一篇南京市政府呈請教育部，要求查禁一種書籍的新聞。報道稱：“精忠的岳武穆，遺臭萬年的秦檜，一為舉世所敬仰崇拜，一為萬古所唾棄詬罵，不但史乘斑斑可考，即松木參天的西湖岳墳，凌云浩氣，忠義昭然，瞻仰徘徊，誰不肅然起敬。可是，也頗有矯奇立異之說，并以著述見行于世者。最近南京市政府呈請教育部通令查禁呂思勉著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即系因其第三編近古史下，持論大反常理，詆毀岳飛為軍閥，推崇秦檜為愛國大政治家。”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江蘇常州人。他與錢穆、陳垣、陳寅恪并稱為“現(xiàn)代中國四大史學家”(嚴耕望語)。報道中被呈請查禁的《白話本國史》，正是奠定史學大家地位的代表作之一。這部著述在中國史學界是頗受關注的，被認為是以一己之力開創(chuàng)了中國通史編撰的先例。那么，這一中國史學界“先例”式著作，為什么會出現(xiàn)詆毀岳飛的奇談怪論呢？

此報道發(fā)布之后兩年，竟有人找到了呂著詆毀岳飛觀念的“源頭”，稱呂著中的奇談怪論，實源自胡適。1937年4月15日，上海《立報》刊出一篇評論文章，題為《大學程度的時局觀》，作者署名“杜文”。文中寫道：“胡先生當時還曾經(jīng)寫過一篇文章，痛罵岳飛是軍閥，而高贊秦檜是一個有眼光有手腕的政治家，想為‘今之秦檜’張目”……后來胡先生的高見，編入一本什么《白話中國史》里去，由某大書館，代為出版。不幸得很，這部書畢竟是被查禁了！”

據(jù)此文所言，呂思勉竟然是承襲了胡適的觀點，并將之寫入《白話本國史》的。針對這一破天荒的“大發(fā)現(xiàn)”，熟知文壇掌故、有相當文史功底的曹聚仁也按捺不住了，即刻撰文予以駁斥，并于當年4月19日發(fā)表于《立報》之上，題為《關于岳飛與秦檜》。曹文稱：“《白話中國史》，出版于民國十二年，胡適的文章，刊于民國二十一年的《獨立評論》，說該書作者把胡適的意見編入，未免有點牛頭不對馬嘴。”顯然，曹認為呂著不可能承襲了胡適的觀點。因為呂著出版在前，胡文發(fā)表在后，彼此相隔近十年時間，的確是風牛馬不相及了。然而，曹的論述也是有失誤的，因為那篇事關岳飛評價的胡適文章，其發(fā)表時間與發(fā)表刊物，他都沒有寫對。

胡適所撰《南宋初年的軍費》，寫成于1924年10月30日，發(fā)表于1925年1月3日出版的《現(xiàn)代評論》第1卷第4期。該文主要是從史料角度做簡要考察，并得出結(jié)論說“宋高宗與秦檜主張和議，確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檜有大功而世人唾罵他至于今日，真冤枉也”。而于1923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初版的呂思勉所著《白話本國史》，則比胡適此文發(fā)表出來要早了一年多的時間。且與胡適的順帶提及不同，呂著對秦檜有著更多的正面評價，對岳飛則僅以軍閥視之，認為他“只郾城打一個勝戰(zhàn)，……郾城以外的戰(zhàn)績，就全是莫須有。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時候，岳飛始終躲在江蘇，眼看著高宗受金人追逐”。

如果說，胡適的文章只是順帶著替秦檜翻案;那么，呂著則顯然是更為明確要重新評價岳飛，正經(jīng)八百地要為秦檜樹碑立傳了。其“貶岳尊秦”的特異觀點，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所倡導的愛國家思想有明顯的抵觸，而此刻，又正值國家接連經(jīng)歷“九·一八”“一·二八”事變之后，呂著被查禁，也就在所難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