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4 月，上海解放前夕，蔣介石托人帶信給黃金榮，勸他“抓緊時機”到香港或臺灣去，“以免遭種種不測”。但是，黃金榮哪里也沒去，出人意料地留居上海。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黃金榮 (1868-1953)，字錦鏞，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蘇蘇州，是舊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幫頭子，位居流氓三大亨之首，曾任法租界巡捕房華籍總督察長。

關于黃金榮留居上海，不去香港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幾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黃金榮舍不得自己的品牌產業——“大世界”。大世界是舊上海最大、最有名望的游樂場，每天接納游客高達 2 萬人次，是黃金榮的重要經濟來源。徐珣撰寫的《“流氓大亨”黃金榮的末日》一文說，1948 年春夏之交，黃金榮以巨資與沙遜洋行簽訂了大世界游樂場租地 10 年合同。合同規定，不得轉讓，如遇突發事件，產權歸屬另議。黃金榮尋思：自己離開上海，一生心血經營的大世界將會成為無主財產。即使由養子繼承，也極可能被共產黨沒收。只要他留在上海，大世界就是他的產業。1953 年 10 月，黃金榮臨死前，將養子黃源濤叫回家中，口授“遺囑”，最后感嘆道：

“我的一生，都風掃落葉去了，留下的只有這個大世界了。不過，斷氣瞑目后，大世界不可能再屬于我的了。”

幾天后，黃金榮突然高燒不止，醫治無效，撒手人寰。黃金榮臨終還念念不忘大世界，假若他去了香港，恐怕就要死不瞑目了。

“三件套”是黃金榮甘愿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之一，這是第二種說法。《黃金榮的暮年和杜月笙的最后日子》一文說，黃金榮每日必享受三樣東西：吸大煙，搓麻將，下澡堂。他對人說，這“三件套”是他最大的享受，要陪他到老死，不管是國民黨當權，還是共產黨掌天下，都是如此。他留在上海不走，這“三件套”有一半功勞。

就抽大煙而言，政府雖明令禁止，但黃金榮裝糊涂，照吸不誤，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煙土，據報“足夠他后半世之吸食”。人民政府還允許黃金榮照常經營他的產業，如大世界、黃金大戲院等，每月都有一筆不菲的收入。黃金榮利用這些租金收入，維持日常開銷綽綽有余。比起逃往香港的杜月笙靠帶出去的美金坐吃山空，要瀟灑許多。

當時黃家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都住在龍門路均培里1號。這是黃金榮發跡后造的一幢三層洋房，有幾十間房間。黃的居室在二樓東端，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門徒租住，互通聲氣，方便走動。加上來來往往的舊友、門徒，無論如何打麻將篤定湊得齊。比起遠在香港的杜月笙，只能聽孟小冬的京劇清唱，顯得略勝一籌。

黃金榮還喜歡泡澡堂，每天樂此不疲。當初杜月笙要拉他一同去香港，黃金榮回答道：“月笙，你替我想想，假使我去了香港，頭一樣，差館里發現我抽大煙要捉。第二樣，你叫我到哪里去找碰銅棋的搭子？第三樣，香港有沒有澡堂 ？ 能不能容我這八十多歲的人每天去泡趟浴，這些都是問題。”一席話說得杜月笙無言以對。

第三種說法，黃金榮認為與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上海解放時，黃金榮已是 82 歲的垂暮之年，體弱多病，自稱廢人一個，知道自己來日無多，所以下定決心不去香港，留在上海。邢建榕撰寫的《黃金榮寫悔過書內幕》一文說，黃金榮心里明白，如果真去香港，死在香港倒不要緊，只怕在半路上生急病，死在途中，那就糟糕了，與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

何況，他這一輩子，總是以不變應萬變，居然屢屢化險為夷。當初日本人打進來時，大亨們無不爭先恐后逃往后方或尋轉機。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飛香港，再奔重慶;張嘯林干脆落水做了漢奸，結果被人一槍打死。唯有黃金榮待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衛又能把他怎么樣呢？國民黨卷土重來，他雖然沒有像到過抗戰大后方的杜月笙那樣風光一時，但也沒有像杜月笙那樣被“打虎英雄”蔣經國“斬”過。1947 年黃金榮做 80 歲大壽時，蔣介石在百忙之中特地來黃家花園為他祝壽，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個頭。

因此，他也大著膽子依例辦事，對朋友說：聽天由命罷，反正只有老命一條，隨共產黨把我怎么樣。我這把年紀了，共產黨總得講點人道吧……我已經是快進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拋在外鄉，死在外地。

第四種說法，共產黨的寬容政策是黃金榮決心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上海解放前夕，黨中央對如何做好上海幫會人物工作，為我所用，已有明確方針，即：只要他們不搗亂，不干擾上海解放后的社會治安，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就不動他們。特別是對黃金榮、杜月笙這樣的幫會頭面人物，“觀察一個時期再說”( 劉少奇語 )，其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亂”( 周恩來語 )，這樣對全國大局有利，對恢復上海經濟有利。

陳毅市長和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漢年副市長，積極執行這一正確政策。潘漢年認為，黃金榮雖然曾經是反動統治時期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的靠山，他和他的門徒在上海干了不少壞事，但是在上海解放時他沒有逃走，也沒有搞破壞，說明至少對我黨不抱敵意。他現在不問外間事務，我們就不必把他當作專政對象。

正當黃金榮猶豫不決時，章士釗夫人帶來共產黨方面的口信：只要擁護共產黨，不再和人民為敵，我們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辦事，希望黃金榮留在上海，不要聽信謠言，不要輕舉妄動。章士釗夫人的一席話，堅定了黃金榮留在上海不走的信心。

上海解放初期，黃金榮蟄居在家，過了一段安逸日子。1951 年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后，他的日子難過起來，市民自發涌到黃宅門口，要他接受批斗。控訴信和檢舉信，如雪片般飛進市政府和公安機關，懇請政府做主，除暴安良。

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面召見黃金榮，向他說明既往不咎的政策不變，但希望他能寫“悔過書”公開登報，進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實認罪，以求得人民群眾在某種程度上的諒解。5月20日，上海《新聞報》、《文匯報》刊出了《黃金榮自白書》。黃金榮在“自白書”中表示“愿向人民坦白悔過”，“擁護人民政府和共產黨”，要“洗清個人歷史上的污點，重新做人”，“將功贖罪”，“請求政府和人民饒恕”，云云。

在“勞動光榮，不勞動恥辱”的氛圍中，人們認為黃金榮不能光吃喝不做事，政府就派人通知黃金榮，要他從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譬如掃地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地點正是在他昔日的生財寶地大世界門口。于是，“黃金榮掃大街”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世界各地。

黃金榮不去香港，留在上海的歷史事實表明，黨和人民政府的寬大政策，有利于爭取中間力量，有利于維持上海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