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羽是怎樣的人？有一副對聯，是這樣評價關云長的：“匹馬斬顏良，偏師擒于禁，威武震三軍，爵號亭侯君不忝。徐州降孟德，南郡喪孫權，頭顱行萬里，封稱大帝恥難消。”老實講，在所有的關帝廟里，都是極頌其武藝功勛，操行德守，忠貞剛烈，義薄云天的光輝，還少見這樣兩分法看待關羽的持平之論。

關羽投降曹操這個污點，和關羽成為神靈的不朽形象，這是一個令文學家難以為之圓其說的矛盾。有一出京劇，叫《古城會》，就表演的這段故事。在芒碭山落草的張飛，因為關羽降過曹操，不信任他，一時間產生出要殺掉他的念頭。他也為無法辯白而苦惱，怎么講，他是真正投降了的。正好，蔡陽追來，為關云長洗清自己，獻上了一顆頭顱，一刀下去，兄弟盡釋前嫌。

當時，諸侯混戰，盜賊蜂起，爭城奪地，干戈不息。背叛或者投降，反戈一擊或者不告而別，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呂布。他一殺義父丁原，再殺也是他拜為義父的董卓，連眼皮也不眨一下的。張飛與他對陣時，罵他是“三姓家奴”，算是責備得厲害的了。看來張飛不僅猛，還很具有革命大批判精神，一下子揭了呂布的老底。

再譬如劉備，投呂布時，對付過曹操;奔曹操后，回過頭來共除呂布;在曹操麾下效力時，討伐袁術;依托袁紹時，又與曹操為敵。不到十年期間，變幻莫測，真稱得上是朝秦暮楚，但這一切似乎和叛降了無關系，只不過被看作權術罷了。

至于曹操屬下的文臣武將，很多都是從對立陣營被曹操招降納叛來的。如張遼原事呂布，如徐晃是楊奉部下，如張郃為袁紹舊臣，如龐德乃馬超袍澤，如文聘曾事劉表……至于那位大謀士賈詡，曾經和曹操作過對，最后也投到曹操手下，至此也已是三易其主;至于許攸，則是官渡戰役中背袁向曹投誠，并獻計立了大功的。這些人，誰也沒有覺得他們的行為，有什么荒謬的地方？

張飛要殺關羽，就因為他降了曹操。他之所以那樣怒不可遏，是從結義弟兄這一點上不能饒恕他的背信棄義。如果沒有拜過把子，成為異姓手足，情同生死，張飛也許不會對關羽耿耿于懷了。

關羽降曹后，在許都，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禮遇優渥，有收買籠絡之心不計在內，其余將領對關羽也是敬服的。沒有因他背叛劉備而看不起他。只有一個例外，那是蔡陽，后來被關羽祭了刀，倒使關張和好如初，兄弟相聚了。

種種跡象表明，在三國，或者還往后的年代里，放下武器投降，或者背叛原先的主子，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在西方人觀念中，認為生命價值是高于一切，如果確實再戰斗下去惟有死亡一途的話，那么繳槍投降，按照日內瓦公約，作為戰俘，要求敵方應以人道主義待之，是極其正常的。根據關羽被曹軍圍困在土山的情況，還有劉備的兩位夫人在，他放下青龍偃月刀，是無可非議的。

但后來的中國人，講究氣節，講究到偏執的程度，就過分了。若從這個角度，關羽哪怕有一絲動搖，都屬于叛變行為。應該在土山上殺身成仁，馬革裹尸，誓死捍衛，抵抗投降。所以，張飛把關羽殺掉，絕對是可能的。試想，在文革期間，那些造反派認定，凡曾在白區工作過的，都是叛徒，不是叛徒才怪，多少人為此關進牛棚，飽受凌辱，屈打成招，含恨而死，便是這種極端偏執的思想所造成的。那當然是絕頂荒唐的邏輯，可一時間卻成了十分正經的革命行動。

所以，到了元末明初，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時，對關羽降曹這一節操問題，就頗費周章了。因為寫小說的時候，國人已經到了被禮教束縛得快要窒息的地步。連婦女都“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地釘在貞節牌坊上了，何況反臣賊子，叛兵降將乎？于是把東漢建安年間不是太當回事的事，弄得嚴重化了。

這樣，羅先生下筆時躊躇了，若是痛批狠揭，聲討問罪，必有損關羽的正面人物形象。若是只字不提，也難說得過去。于是想出了一個降漢不降曹的似乎義正詞嚴的借口。這當然是自欺欺人，漢即操，操即漢也。

為什么后來的中國人，就格外地不能寬容呢？因為封建禮教窒息得國人，幾無一點思想自由，而不能自由思想的人，必失去大度，易趨向極端，凡事絕對化，看問題形而上。于是，這種自我桎梏的人，對別人缺少最起碼的諒解，同情和信任，只有猜忌和警惕，只有懷疑和恐懼，圈子越來越小，視野越來越窄，朋友越來越少，敵人越來越多。最后，甚至要求百分之百的純凈，于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只能逼使更多的應該團結的人，走向自己的反面。

司馬遷為被圍而降匈奴的李陵，向漢武帝反映了貳師將軍救援不力，不得不敗的真話，結果受了宮刑，關進蠶室。從此，誰也不敢為這些敗而不以一死來殉國的人多說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