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的改革，都會遭遇強大的反對派。“胡服騎射”盡管只是換套衣服，也未能幸免。如何擺平反對派，是改革家們非常頭疼但又必須解決的問題。最鐵腕的當屬商鞅，不管你贊成還是反對改革，一律給我閉嘴，違者充軍發配到邊遠艱苦地區。那么，趙武靈王又如何搞定反對派的呢？他采用的是“胡蘿卜+大棒”雙管齊下的策略，注意，“胡蘿卜”在“大棒”前面，軟與硬交替上陣，剛與柔親密合作，彈性十足。

所謂“胡服騎射”，就是脫下禮服，換上運動裝，在奔馳的馬上練習箭術。看起來這事很簡單，而且又有國家1號人物推動，辦起來應該很順利。事實恰恰相反。千萬不要以為趙雍是老板，下個命令就行了，他還得取得下屬們支持。您想想，改革有不少具體的事得辦，老板不可能事必躬親，執行還得靠大家，如果大多數人不支持，改革就搞不下去。

“胡服騎射”實際上是“華夏”學習“蠻夷”，好比大公司借鑒小企業經營模式，容易被認為本末倒置，不被理解。反對派思想深處根植著孔子“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的觀念，很難扭轉。后來，魯迅曾一針見血分析這種心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而國粹遂成為孱主和孱奴的寶貝。”大家都知道，清軍入關后要求漢人剃發，遇到明代遺民的普遍抵制，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面對的阻力差不多就是這個程度。

中原服飾的標配是“上衣下裳、寬袍大袖”，下身非長褲，而是裙子;上身非緊身袖口，而是寬口。如此穿著，騎射顯然不便。按說，實行“胡服騎射”在軍事上的好處顯而易見，為什么那么多人不支持呢？

服飾既是遮羞布和保暖裝，更是一種文化，發揮著“身份標識”的功能，就是孔子所說的“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春秋時期，鄭國貴族不按規定戴起“鷸冠”，居然引來殺身之禍。時代的車輪駛入戰國，但車上絕大多數官員的腦子還停留在春秋時代。要是換成清一色的胡服，官民無別，那不亂套了嗎？官員們的優越感也沒法體現。當然了，這些人反對胡服，不會拿有損自身利益說事，而是包裝為高大上的說法——影響國家安全。趙雍搞“胡服騎射”，不只命令官員和軍人換胡服，還提倡全國人民都穿。反對派認為這是“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可能造成人心散亂甚至內亂，不僅不能富國強兵，還會玩火自焚。

“胡服騎射”除了得到少數民族出身的肥義與樓緩支持，幾乎遭到王族、文臣、武將一致反對，正如司馬遷所載“群臣皆不欲”。反對派的代表人物史是趙雍的叔叔趙成。趙雍親政前，一直由王叔監國，軍政大事實際由趙成做主。直到公元前321年趙成喪妻守喪，20歲的趙雍才開始主國。

趙雍的設想是，上朝時自己和叔叔帶頭穿胡服，其他人就不好說什么了。他派人帶著胡服傳話給趙成，卻低估了這個叔叔的頑固性。趙成認為，向未開化的胡人學習是丟祖宗的臉，但又不便在朝堂上當眾與侄子唱對臺戲，就打算消極應對，稱病不朝。趙雍當然知道叔叔的病根，于是親自登門求見，苦口婆心說了一大堆話，其中最有殺傷力的一句是這樣的：“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趙簡子和趙襄子是趙國名君，一直想滅掉中山國而不能，還被對方反攻，連鄗城(位于今河北桐鄉縣北)都差點丟了。趙雍把先王抬出來壓叔叔，又用國恥來刺激他，效果很好。

說服王叔趙成，阻力減小了，但并未消失，還是有不少人激烈反對“胡服騎射”。趙雍于是軟硬兼施，除了曉之以理，也揮起了大棒，拿不肯穿胡服的王族趙燕開刀，指責他“逆主，罪莫大焉”，定性為“犯刑戮之罪”，威脅要“明有司之法”。盡管如此，趙雍仍比商鞅溫和多了，沒有割掉人家的鼻子。

統一高層思想后，趙雍發出改革令，并出臺了配套的優惠政策：改穿胡服的，國家給予換裝補貼;參加騎射的，5年不用交稅。為更好地訓練騎兵，趙武靈王不僅虛心請來胡人當師傅，并直接招收胡兵，還在原陽(今呼和浩特東南)建立了訓練基地。從歷史文獻的記載看，吳起、孫臏、商鞅都用過騎兵，但并未普及，且僅作為車兵的輔助，不是獨立兵種。真正把騎兵作為兵種建制，趙雍是第一人。

表面上，大家都不反對了，但趙雍很清楚，文武大臣們更多是懾于自己的權威，口服而非心服。因此，在改革初成的第二年(公元前306年)，他決定用行動進一步說服眾人，于是先打中山，再擊林胡，都取得勝利。這兩個國家以前經常欺負趙國，現在落敗，國人出了惡氣，當然更加支持“胡服騎射”。通過軍事勝利，趙雍不僅成功化解了保守派的擔心——換裝胡服會影響趙國人的民族存在感，而且加強了國民的民族認同感。

5年后的公元前302年，趙雍下令將軍、大夫、適子、代吏都換上胡服，標志著“胡服騎射”改革基本實現。